巴延年、桂世茂： 政治风浪中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第7/11页）

熊：“大跃进”时有没有科学家因为“落后”而挨批判？

巴：有。当时有两个老科学家受到了批判，一个是罗宗洛，植物生理所的所长，另一个是赵承嘏，药物所的所长。植物生理所的所长为什么受批判呢？那时候要植物生理所下基层去总结丰产经验：你不是植物生理所吗？现在亩产几千斤、上万斤，你得去总结丰产经验。而罗宗洛先生则说，植物生理所不是农科院，不是农业技术研究所，也不是大学，它是搞植物生理基础研究的。他反对下乡去总结丰产经验，于是就受到批判。王仲良竭力保护他，但后来实在保不住，他还是被拉到所里大会上被批判了一次。赵承嘏呢，这位老先生被批是因为另外一件事。药物所本来在武康路，他的家也在那儿，后来要把药物所迁到岳阳路去，他说：“药物研究所的牌子不能动，得跟着我，药物研究所的章也不能动。”这大概是一句气话，但在那个气氛下，这样的态度，那还得了！群众非得要批判他，大小会批判。受冲击最严重的是植物生理研究所，基本上是家里全部关门，过去实验室的工作全部停止，都下乡去总结丰产经验。

这个阶段，分院除建立科技大学、科技中专实验工厂外，还和上海市联合筹建了原子核所、电子学所、力学所、计算技术所、技术物理所等16个新的研究所。这批新研究所后来对于发展新技术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所以这个阶段，我觉得是有失有得。得的方面，刚才已经提到，确定了一批对国防、国民经济以及科学前沿有重大意义的课题，而且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后来这些研究后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说“两弹一星”方面，冶金所吴自良领导的研究室搞出了甲种分离膜，有机所搞出了氟油和耐强腐蚀的材料，硅酸盐所搞出了温控涂层。

熊：失的方面您也能总结一下吗？

巴：失是很明确的。就是不断折腾，乱提口号，大轰大嗡，违背科学规律，瞎指挥，有些专家受到批判。从政治上讲，虽然保护了科学家，没有在科学家中划右派，但在那个总的政治气氛中，科学家是受到压抑的，这从以后神仙会的鸣放中可以看出来。在很多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学术民主、自由讨论。决策时更没有充分听取专家的意见，经常是党政干部瞎指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搞什么管道化、自动化、超声波，把实验室中原有的设备都打乱，对于这些做法，专家都是有意见的。

熊：王仲良当时是不是头脑也有点发热。

巴：他也不能完全摆脱当时的气氛。

神仙会和《科学十四条》

熊：请您先介绍一下神仙会的情况。

巴：这段请老桂讲吧，他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桂：1960年以后，科学家的意见很大。因为要大跃进，要理论联系实际，他们原来的许多研究课题都改了，结果做不出什么东西，他们的积极性受到挫折，怨气比较大。王仲良经常在科学家那里转来转去，他了解不少情况。1960年底党内又搞整风，为了做好这个工作，他经过与分院其他领导交换意见，决定用“神仙会”的方式，先让科技人员向党提意见，揭露矛盾之后，再转入党内整风。

巴：这个做法也得到了上海市委领导的认同。在分院党内基本统一认识之后，王仲良向当时上海主管科学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刘述周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