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善炯： 我亲历的政治运动（第7/8页）
熊：我想起了马丁神父的一段沉痛话语：“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就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虽有许多不满，但您以前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对那些政治运动提出质疑，甚至有时还为其辩护。可运动一直不断，作为“反胡风”、“反右”等运动的漏网之鱼，到“四清”、“文革”时，您终于在劫难逃，这才有所醒悟。
沈：但愿我们那代人的教训能被人吸取。这也是我含泪写作，重温自己惨痛经历的原因之所在。
本文初发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11—322页。
罗宗洛（1898—1978），植物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30年从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研究员、植物生理所所长。
李亚农（1906—1962），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16年赴日本留学，1927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归国，先在一些高校任教，后参加新四军。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上海办事处主任等职。
王仲良（1899—1974），原华东野战军卫生部政委。在“三反”运动中，因“不同意把‘打老虎’扩大化，力求不要伤害同志，被当作运动的‘绊脚石’，以‘思想右倾’、‘目无领导’的罪名被搬掉石头，停职审查，甚至还被怀疑有经济问题，最后解除了他的华东野战军卫生部政委的职务，由军级降为师级”。被甄别清楚后，他于1953年转业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当副主任。1955年5月，任办事处党委书记。1957年，任办事处主任。据丁公量《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院史资料与研究》2000年第5期，第38—44页。
戴芳澜（1893—1973），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49年后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员、应用真菌所所长、微生物所所长。
张景钺（1895—1975），植物形态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25年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49年后历任北京大学植物系主任、生物系主任。
比德尔（G. W. Beadle，1903—1989），生化遗传学家，因为提出“一个基因一个酶”学说获得1958年的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
黄鸣龙（1898—1979），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24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化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
殷宏章（1908—1992），植物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38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研究员，植物生理所副所长、所长等职。
曹天钦（1920-1995），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1951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博士学位，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等职。
据广州会议《简报》，周恩来作“论知识分子问题”报告的时间为1962年3月2日，陈毅做“脱帽加冕”报告的时间为1962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