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罢市（第4/5页）

8月31日，端方、瑞澂致电盛宣怀，认为赵尔丰无能，败坏川事，要求立即派重臣前往镇慑。此时，罢市已经“南至邓、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镇，一律闭户，风潮所播，势及全川”，《西顾报》更是将罢市上升到了“吾中国可以不亡”的高度。

局势日益失控，重庆海关的英国籍代理税务司施特劳奇致电北京总署，认为商人们“被迫于公众意见和恐吓而宣布罢市”，“官员们看来已丧失了他们的一切影响，事态的控制权已全部掌握在保路同志会手中”。

抗粮抗捐

罢市一周后，保路派们见局势依然僵持不下，失去了耐心。

9月1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成都将军玉崑致电北京，联袂请求辞职，要求召开御前会议弹劾盛宣怀等，火速寻求救急弭乱办法，“不可由盛宣怀敷衍操纵”。地方班子要求总辞职的消息，迅速由列席股东大会的四川提法司周善培公开宣布，这不啻是在激昂的民气上浇上了更多的火油。当天的股东大会立即决定抗粮抗捐，“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粮、不纳捐输”，并且“布告全国，声明以后不担任外债分厘”。会议上，甚至有人提出了拿起枪炮，武装保护家园。事态升级了。

第二天，保路同志会开会决定，号召各校学生离校回乡，协助各地罢市罢课和抗粮抗捐斗争，将成都的火种带到四川各地去。随后，川路公司干脆在藩署内设立股东办事处，专办抗粮抗捐等事，等于夺了政府的财权。

《西顾报》的社论说：“今政府夺路劫款，断送路权于外人，是放弃其应负之义务也，既放弃其应负之义务，则其应享之权利，应即归于消灭，而吾民与政府之关系，亦于斯而断绝……故吾民今为权利之主张，势不得不为相当之抵御……即于罢市罢课之外，实行罢税罢租是也。”邓孝可则公开宣称，实行抗粮抗捐比罢市更能钳制政府。

当天，中央政府命令端方火速带兵入川，命令赵尔丰切实弹压解散。赵尔丰致电内阁称不可强压，否则一旦引发暴动会牵动全国大局。此时，英国驻成都领事突然拜访了提法司周善培，表示如果是因为对四国借款合同不满，可以提出修改合同。周善培问：“合同已经签了字，还能修改吗？”英国人说：“合同是商人的事，政府决不会为本国商人一点利益使四川人受这样的痛苦。请你通知铁路公司，问他们对合同哪几条有意见，快提出来，我可以打电话给北京英国公使，请他设法劝商人修改。”

周善培大喜，连夜通知川路公司，提出了十点修改意见，并翻译成英文，次日便送达了英国领事。随后，英国领事回函，说已经急送北京使馆，一周内必有答复，希望川路公司“转告成都人民安心暂待，勿过忧虑”。9月3日，赵尔丰向周善培表示：罢市已经第十天了，依然看不出有什么停歇的希望，只能再度联名致电中央政府，指出拖延下去，局势将万分危险。于是，军、督、司、道等官员集体致电中央政府，同时通告英国领事的态度。

吊诡的是，推动抗粮抗捐的居然是成立于8月29日的所谓“官绅联合维持会”，除了保路派还有不少官员也参与其中。根据周善培的回忆，用抗粮抗捐取代罢市是考虑到罢市直接影响民生，而抗粮抗捐则会刺痛中央政府。

在9月4日晚的官绅联席会议上，罗纶就明确说：“罢市太久，想拿罢税罢粮来转移群众视线，开了市再想办法。”周善培则说得更为直接：“罢市已经十二天了，成都人受到无数痛苦，政府远在北京，一点也不感觉，不知道四川人希望的迫切。军督（将军与总督）联名两次电奏去了一星期，到今天也没有得到答复。政府从容不迫，可见罢市不是感动政府的武器，只是四川人民自受痛苦。应该想一想，一件武器无效，是不是应当改换一件武器呢？”已经是毫不掩饰地公开鼓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