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运用成败的原因分析（第2/5页）

本章小结　综前所述，沟通型幕僚虽然自古即已有之，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于民国政坛扮演重要的角色，实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民国以来，政局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即使至北伐成功，全国名义上统一，所能实际控制者，仍然十分有限。抗战前夕，国民政府一年的预算约为12亿元，仅相当于美国一个中级公司或二流大学的规模；在军事上，至抗战时尚有东北军、西北军、桂系、粤系、晋系，四川的刘湘、刘文辉、杨森，云南的龙云和卢汉，以及西北马家军等地方势力的存在，蒋介石虽然在名义上为全国的领袖，实际上的处境仍是十分艰难。[74]抗战后期来华的魏德迈，即曾有以下深入的观察：

中国的历史显示，她从未成为一个如我们所了解“国家”（nation）那样的政治实体。……蒋委员长决不是个独裁者，事实上他只是一支拼凑而成的军队的领袖（the head of a loose coalition），有时尚很难让其部署服从其指挥。[75]

在这种情形下，蒋要想统一中国，进而和现代化的日军作战，只得采取和地方军系妥协的策略，以感情上的说服、金钱上的收买，加上赤裸裸的武力作后盾，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何成濬的例子显示，他的沟通活动，虽然并非每次均能奏效，但是大体上避免了不少的军事冲突，对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整合，确具贡献。1929年，蒋曾于日记中感叹“十余年来，川局扰乱，皆调解二字所误”，[76]显示蒋充分明了用调解的方式解决政治纷争的缺点，但是他似乎仍一再使用此种方法解决问题，而且使用的范围不仅限于四川一省。

事实上，根据中共后来的经验显示，国民政府对地方军系所采用的办法并非错误，因为自抗战胜利后中共武力的扩大，主要也是靠着利用各种不同来源的部队；但是共军和国军不同之处，在于处理“杂牌”部队的方式。中共通过自己一套政治教育和管教方式，以及整个外在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相对成功地改善了这些“杂牌”部队；而国军的问题，并不在于将地方部队纳入，而是在于未能成功地加以改造。

（本章原名《化干戈为玉帛：沟通型幕僚与民国政治》，收入本书时，书名有变动）

[1]具代表性者包括刘维开：《编遣会议的实施与影响》第5章，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李海生、完颜绍元：《幕僚政治》，人民出版社，1993，第149—158页；杨跃进：《蒋介石的幕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147—159页；李英铨：《夹袋中人——政治漩涡中的民国幕僚》，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268—273页；李英铨：《论智囊在民初政治中的作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昌），2001，第38—45页；陈进金：《地方实力派与中原大战》，台北：“国史馆”，2002，第357—360页；张学继：《略论蒋介石幕府》，《浙江学刊》2001年第3期，第129—134页。

[2]《国民政府公报》，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印铸局，1928，第40期。

[3]许师慎编《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台北“国史馆”，1984，第119—126页；《时报》（上海），1928年11月1日。

[4]李海生、完颜绍元：《幕僚政治》，第154—157页。

[5]胡实：《和平将军何成濬先生》，《何雪竹先生纪念册》，未注出版者，1961，第70页。

[6]郑彦棻：《忆念铁老的生平和风范》，《传记文学》第29卷第4期，1976年10月，第8页。

[7]郑彦棻：《忆念铁老的生平和风范》，第9—10页。

[8]吴相湘：《何成濬善作调人》，《传记文学》第9卷第1期，1966年7月，第40页。

[9]汪世鎏：《何成濬与“杂牌军队”》，《湖北文史资料》第4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