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央化的影响（第7/7页）

[64]“国防部”史政局编《朱毛匪军事综合研究》，台北：编者印行，1958，第24—25页。

[65]1947年6月，总统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即曾指出国军的会议，不重视士兵的参与：“每师、旅、团、营、连，经过一次战役之后，何人该赏，何人该罚，在赏罚命令公布之前，主官应该召集政工人员和士兵代表，征询意见，让他们公开批评，以昭公允。我们军队过去的恶习是不让士兵参加会议，不让士兵发表意见。一切都是主官独断专行。‘共匪’便不如此，他们除了指挥以外，大多数的事都要经过士兵的讨论，会议时政工人员而且竭力奖励士兵开口说话，尊重他们的意见，‘共匪’的‘战斗手册’中指出提高士气和打胜仗的根本办法说，‘须发动战士、鼓励战士，提倡人人开口，互相鼓励’。我们则处处怕士兵过问，惟恐士兵提出意见。尤其是军队赏罚，都由长官独断，甚至凭长官个人的好恶来施行赏罚。如此，当然不能使人心服。其实我们的士兵都是愿望很低，心地纯良，只要给他们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你能真正择纳他的意见，那他就一定和你们同生共死，不但不愿意逃跑，就是要强迫他离开你们，也是不会干的。”参阅蒋介石：《国军如何才能完成剿匪救民的任务》，第260—261页。国民革命军创建初期，相当重视下层官兵的参与，一如黄埔一期的邓文仪即曾指出，当时黄埔学生党员对党的活动及小组会议，均积极参加，尽量做到要求全校意见公开、赏罚公开、人事公开、经济公开。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在致该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责成整顿党务函中，也曾说过：“在此休战期间，赶紧先第一师各团党部整顿起来，使士兵开小组会议时完全自由发表其意见，报告其痛苦，官长不得怀恨报复，如此则士兵经济与生活或为经济所限，不能完全改良，而其精神及环境决不至如此之暗无天日也。”参阅邓文仪：《报国从军记》，第50页；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编《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6篇，第4—5页。根据黄埔三期宋瑞珂的回忆，“三大公开”（人事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为邓演达在黄埔军校时所提倡，严重1926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二十一师任师长时所实行，后来陈诚（曾任严部团长）将邓、严二人倡导的“三大公开”在部队中实行，获得相当良好的效果。参阅宋瑞珂：《陈诚及军事集团的兴起和没落》，《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1982年7月，第47页；谈瀛：《陈诚、严立三与湖北省政》，中国政协浙江省委员会文史编辑部编《陈诚传》，华艺出版社，1991，第76页。虽然如此，直至1949年3月，“人事公开”仍被行政院列为军事方面的施政方针之一，遑论让士兵有参与讨论的机会。参阅何应钦：《行政院施政方针——民国三十八年三月三十日在立法院报告》，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