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部队训练（第3/7页）

不重视实际的现象，在抗战爆发后依然存在，如1938年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即曾沉痛地指出：

过去我们训练部队，太注重呆板的形式，太注重不切实用的制式教练，每每士兵几个月不剃头洗澡，但内务不得不求整齐划一，或者持枪、打靶、跑步、前进等可以不学习，而向左转、向右转非求熟练不可。这种怪现象，在平时已经不可原谅，而在抗战开始以后，还是沿用这一套，不但训练士兵用这一套，就是在训练一般智识水准较高的青年学生时也还是这一套。因之我们常发现一些热情的青年，从抗战开始就投入训练班，参加军事训练，可是在“整理内务”上消耗他们的大部精力，在“向左转向右转”上又挫伤了他们的朝气，致使他们发生莫大的苦闷与反感，这就是因为一般担任军事教育者，在抗战开始以后，还没有活用实际教育的能力，因而不能改变原有的训练、教育方式，以应抗战之需要。我认为训练第一要实际、要有机动性，教育也要适应抗战的实际的需要，这才是符合实用教育的意义。[80]

以上只是一般的情形，也有例外存在，如韩汉英在赴四川“剿共”前，于贵州招得一团新兵，多无射击经验。韩当即实施机会教育，一面进剿，一面利用行军时教新兵练习射击、警戒、搜索等技能，成效良好。[81]又如1938年，第五十二师师长冷欣为了能立即出动作战，特别在该师订出许多单行办法，使训练速成，一是将制式教练和课堂教育减至一二星期；士兵入伍后，一律施予野外训练；变更传统作息时间，每日清晨四时半起床后，全部外出行军，除值岗卫兵，不留一人，行军距离由开始时的十里逐次增至二十里，每日往返达四十里；至野外后，先在树林中平坦地面上课一小时，所讲即系当日操作内容，而后作班、排、连对抗演习，或一方攻击前进；中午休息时，下河洗澡、洗衣、晒衣、作柔软操；下午四时后，整队回营。详细动作由各团自订，师部仅规定进度而已。如此将讲堂、行军、野外、卫生等熔为一炉，加速进入战斗教育。[82]

自军训部成立后，三令五申强调战技教育，成效如何，各家观察不一。1946年，军训部长白崇禧代表国府主席校阅国军部队后，作总讲评时表示，自军训部成立后，“对学校教育、军队教育，都特别注重战斗技术的演练与提高，近几年来学校、部队均有进步。”[83]但是第三战区军政长官顾祝同，1944年底对该战区作战人员训话时，仍强调机会教育和重点教育的重要性，认为“现在我们一般部队，对这两点都极端忽略，有的部队，甚至以为非调至后方，赋予充分的时间，不能真正实施教育训练，而事实上有了机会，他们又轻易放过，更没有抓住重点，这样，如何能期其有效呢？”[84]

（2）教授方法不良：部分干部不讲求教授方法，以致未收教育效果，如许多士兵能将蒋委员长所著《抗战手本》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对于其中的意思却一句都不懂。[85]战前有些地方部队，反而讲求教授方法，如孙连仲部实施士兵训练时，将不能闭眼睛和胆小怕放枪的士兵，另行编组教育，既可节省时间，又可收到实效；对射击军纪、节省弹药、利用地形、卫兵勤务、哨兵守则等，则编成简而易学的军歌，按照新兵的地域编成小组，由同地域资历较深的士兵，用熟悉的乡音和农民惯用的语汇来讲解教导，新兵极易领悟。[86]

3. 教育干部

（1）数量不足品质下降：抗战爆发后，干部牺牲极大，同时间所养成的下级干部，在数量上不够供给作战部队的需要，又因养成期间短促，在素质上也较过去为差。由于数量的不敷供给，部队中于是出现许多由士兵行伍升任的干部，“去年的二等兵，有许多今年已升做连长了”，[87]如此军队干部的素质遂呈现普遍低落的严重现象。据估计，1937年时，一个步兵营中有百分之八十的军官出身于军校，[88]但是至1943年时，国军各部队的中、下级干部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七左右出身于军校。[89]干部素质的下降，自然不利于部队的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