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整顿（第7/10页）

孙可望派白文选镇守贵阳后，便开始对南明军残余的散兵游勇、各路山匪进行收编，凡是抗拒收编者一律清剿，终结了大小军阀占山为王、残害百姓的乱局。

其二，裁撤冗员、整顿吏治。

贵州作为南明的属地，也有官员多如牛毛、官场鱼龙混杂的通病，最后的结果都是政府乌烟瘴气，百姓不堪重负。针对这种状况，孙可望首先将官员“过筛子”，挨个开展“政审”和清查，欺压百姓的直接剁掉（戮奸蠹民者），并对南明政权胡乱任命的大量冗员进行裁撤。

筛剩下的官员也别忙着弹冠相庆，因为日子不见得好过。孙可望规定：“凡官员犯法，重则斩首、剥皮，轻者捆打数十，仍令复任管事。”

孙可望不是吓唬吓唬，而是动了真格，接下来的这个场景也屡见不鲜：

某官员正端坐堂上审案，对嫌疑犯用刑逼供。此时，突然闯进来一帮人宣读“上峰指令”，说某官员犯某某罪，依律杖二十。于是，正趴着受刑的嫌疑犯被拎到一边，堂上的官员被拽下来趴上去。打完二十棍，官员、嫌疑犯各归其位，该审案的审案，该受刑的受刑，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其三，招徕商贾，安抚百姓，恢复经济生产。

贵州是喀斯特地貌的山区，找块跟足球场一般大的平地基本上不可能，而且石多土少。由于自然环境恶劣，贵州历来土地贫瘠，交通不便，耕作方式原始（牛都没法用），再加上军阀皮熊的大肆盘剥，即便是极其落后封闭的自然经济也濒临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孙可望一面招徕商贾、恢复贸易，一面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又派军队就地组织开荒，“安抚遗黎，大兴屯田”，积极恢复农业生产。

其四，发展交通，积极备战。

李白经剑门关入川，曾留下“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名句。王阳明被流放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时，更有“叹峰际连天兮，飞鸟不通”的感慨。可以说，“黔道难”比起“蜀道难”，有过之而无不及。

交通，不仅关系到出兵问题，而且直接决定后勤补给能力。“要致富，先修路”是现在的口号，对于孙可望而言，确切的说法是“要打仗，先修路”。

于是，“孙国主”成了“孙总工”，大张旗鼓地开始修路，遇山开道，遇水架桥，贵州的交通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

道路畅通，既方便了自己，也方便了敌人，孙可望又实行“路印”制度，严防清军间谍趁机混入。

在孙可望的治理下，昔日民不聊生的贵州犹如凤凰涅槃，初步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根据史料记载，贵州“官绝贪污馈送之弊，民无盗贼攘夺之端”，虽然不免有些夸张，但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

孙可望治理贵州，主要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因此，贵州经济得到恢复之后，税赋是相当繁重的。

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作为孙可望的老巢，云南的税赋是“官一民九”，达到了全国的最低点。但对于贵州，孙可望可就没这么客气了，税赋一般都在五成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达到九成。在孙可望的横征暴敛下，元气稍有恢复的贵州再一次遭受无情的摧残，为后来清军顺利通过贵州进入云南清剿，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就目前来看，孙可望还是比较滋润的。

天无绝人之路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孙可望在西南风生水起的时候，南宁的忠贞营却在苦苦求生。

自打从湖南败退入两广，没了堵胤锡的庇护，寄人篱下的忠贞营便开始江河日下。帮陈邦傅打下南宁，陈邦傅不仅不酬谢，还千方百计地想把忠贞营挤走。李锦病死后，高一功曾率部挺进广东，帮永历朝廷抗清，却屡遭严起恒、李元胤、金堡等顽固派的刁难排挤，无功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