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疑案（第4/9页）

——“梃击案”，发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

前面提到过，万历皇帝、郑贵妃与东林党围绕着“废长立幼”的问题，展开了耗时十五年之久的“国本之争”，最后以东林党的胜利而尘埃落定。

就在万历皇帝向东林党服软，正式册封朱常洛为太子后不久，一个叫张差的人手持木棍，只身闯入太子的寝宫，并打伤守门太监。

由于案发时间极其微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郑贵妃指使张差暗杀太子。但是，心灰意冷的万历皇帝并不打算深究，只是将行凶者张差判定为“有精神障碍”，匆匆处决了事。

——“红丸案”，发生于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

万历皇帝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去世，太子朱常洛于八月初一顺利即位，改元泰昌。十天后，泰昌皇帝便一病不起。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红丸，自诩为“仙丹”。泰昌皇帝先后服用了两粒，果然“成仙”，于次日不治身亡。

对于这次“医疗事故”，进药的李可灼罪责难逃。首先，他不是太医，属于“非法行医”；其次，药效相当快，果然是药到病人除。但是，首辅方从哲竟然拟遗旨犒赏李可灼，令人不生疑都难。

东林党用十五年时间保下来的太子，即位才一个月便呜呼哀哉，更何况其中大有玄机，“逮啥管啥”的东林党人当然不肯善罢甘休。大家再一次联想到了后宫，认为李可灼是受郑贵妃及泰昌皇帝的宠妃李氏主使，加害朱常洛谋求篡政。

围绕此案，群臣再次展开激烈对抗，新即位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并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只能在天启二年（1622年）将李可灼等人流放，勉强做个了断。

——“移宫案”，紧接着“红丸案”发生。

泰昌皇帝死后，理应由太子朱由校即位。但是，泰昌的宠妃李氏暗中勾结阉党头目魏忠贤，意图霸占着乾清宫不走，为将来“垂帘听政”作准备。为了防止后宫干政，以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史可法的恩师）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再一次与宫廷势力展开激烈对抗，坚决要求李氏移驾哕鸾宫。双方争执不下，事态很快便转入白热化，甚至发生了动手抢夺太子朱由校的恶劣事件。

在东林党人的鼎力支持下，朱由校最终得以顺利即位，李氏被迫移宫。不久后，哕鸾宫失火，李氏母女险些丧命，又有人怀疑是朱由校及东林党人暗中使坏。经朝廷多次辟谣，天启皇帝又承诺尊养李氏母女后，事态才逐渐平息。

原创的“三大疑案”到今天都是一笔糊涂账，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案件的背后，实际上是朝廷中各种势力政治斗争的表现。如果将这些背后的势力看做一团乌云的话，那么“三大疑案”就是经激烈碰撞后的闪电。

明朝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败于永无休止的内讧与党争！

“北都”如此混乱，“南都”当然也好不到哪去。

从“选嗣总决赛”开始，“南混”便开始选边站队，互相掐架，最后还是枪杆子说了算，东林党人败下阵来，遭到勋贵的排挤。

但是，视斗争为生命的东林党并不打算善罢甘休，他们借马士英举荐阮大铖之机，频频向朝廷发难。两方互不相让、争执不休，弘光皇帝又是一只木偶，整个朝廷被搅得乌烟瘴气。

在这场斗争中，掌握实权的马士英抢占了先机，他绕开提升官员必须的“廷推”程序（类似于“集体表决”），动用首辅的“票拟权”直接起用阮大铖，东林党再次落败。

东林党并不甘心失败，频繁上疏弹劾马士英、阮大铖，干扰朝廷的正常工作秩序。马士英对这些人一概置之不理，对骂得太不像话的人重则就地免职，轻则调换岗位，弘光皇帝索性置若罔闻，听之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