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四部杰作（第3/7页）

到李玉的《清忠谱》，虽然金刚怒目，却是封建社会自身结构内部调节的问题了。在那里，已经很难找到超越于那个社会政治思想结构之外的新鲜思想。

二、《清忠谱》

《清忠谱》一般署为李玉（约1602—约1676）所作，实际上毕魏、叶时章和朱素臣也参加了创作。苏州剧作家们多有合作之举，《清忠谱》即是一例。

《清忠谱》所写的事情，发生在汤显祖死后十年。汤显祖曾长期引为友好的东林党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他们公开谩骂、请愿，以至冲击衙门，矛头直指罪大恶极的宦官魏忠贤(1568—1627)，他们希望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引起皇帝对魏的警觉。

这场斗争的基本队伍已经是苏州市民，而领导者则是官僚阶层中的刚介正直之士，尽管他们已被罢官，或官职不高。于是，《牡丹亭》轻艳的异端，被《清忠谱》壮烈的正统荫掩了。正是这种荫掩，从一个角度标志着中国思想领域里刚刚露头的人文主义思潮的自然退歇。

《清忠谱》带有很大的纪实性，《曲海总目提要》说它“事皆据实”，甚至可以对历史记载作出补充。它所反映的事件——发生于1626年的东林党人周顺昌(1584—1626)的冤狱事件——曾引起过许多戏剧家的兴趣，据祁彪佳(1602—1645)《曲品》记载，写这一事件的剧作先后曾产生过三吴居士的《广爰书》、白凤词人的《秦宫镜》、王应遴的《清凉扇》、穆成章的《请剑记》、高汝拭的（《不丈夫》及未著姓氏者的《孤忠记》等。诚如吴伟业(1609—1672)在《清忠谱序》中指出的，这个创作热潮，在魏忠贤案刚刚布露时就形成了：

逆案既布，以公（指周顺昌——引者案）事填词传奇者凡数家。李子玄玉所作《清忠谱》最晚出，独以文肃与公相映发，而事俱按实，其言亦雅驯，虽云填词，目之信史可也。

这很有点像当年严嵩势力刚败即演《鸣凤记》的情景。由此可见，传奇创作从明代到明清之际，越来越成为一种十分普及的吐愤舒志的工具，一种编制迅速的宣传样式。据张岱《陶庵梦忆》记载，当时另一出记述魏忠贤罪孽的传奇《冰山记》上演时，观者竟达数万人，台上演出的人和事都是台下观众所知道的，因此反应非常热烈，有的时候观众对剧中人名的呼唤声和对剧中冤情的气愤声，就像浪潮奔涌一般。这种万人大集会，这种巨大的心理交流，如果以人文主义思想为指导，是有可能较早地鸣响封建极权体制的丧钟的，但如所周知，事情并非如此。民众的情绪很自然地被引入到了对魏忠贤的控诉上，而魏忠贤的罪名则是“逆贼”：叛逆了正统的封建极权制度。

《清忠谱》的政治目的虽然有限，但艺术毕竟不等于政治。它所塑造的一系列英雄群像，以及他们身上充溢的凛然浩气，具有一种超越具体事件的巨大感染力。这种感染力里沉淀着为正义不惜赴汤蹈火的人格光辉，足以穿越时空界限。

周顺昌、颜佩韦等人物的意志力量，使这出几乎没有运用太多戏剧技巧的作品具有了一种很强的戏剧张力。这种戏剧张力在《闹诏》等折子中又伸发成气势不小的戏剧场面。因此，《清忠谱》为中国戏剧史再一次做了阳刚格调极致化的实验。

在艺术上，由于思想主旨的根本性局限，《清忠谱》的基本行为逻辑显得不够顺畅，常以整体气势取代具体情理。总的说来，在我们正在论述的四部杰作中，《清忠谱》从思想到艺术都比其他三部差一些。

三、《长生殿》

《清忠谱》所歌颂和维护的“朝纲”，终于疲弛得不可收拾。戏剧文化，应该出现新的代表者了。于是，就在崇祯自缢的第二年，在杭州城外的一个农妇家里，一位逃难的孕妇生下了一代剧作家洪昇(1645—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