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雪后城头草色新（第14/58页）

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大挫折——“海军费绌，设备多不完，惟鸿章知之深。朝野皆不习外事，谓日本国小不足平，故全国主战，独鸿章深知其强盛，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之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罗敦融：《中日兵事本末》。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17页。）战争爆发的时候，作为直隶总督，李鸿章是前线最高指挥官。尽管他从一开始就是坚决的反战派，但是当朝廷决定一战的时候，他还是竭尽全力地主持着战事。战争失败，朝野把责任归于一人，他被革职了。即使是这样，如果他暂时引退便不会有日后巨大的名誉损失，可偏偏朝廷让他去日本马关代表帝国进行战后谈判。

李鸿章不愿意去。不是因为他被革职而闹情绪，而是他深知局面之艰难，他太了解洋人是些什么东西了。

李鸿章和洋人的交往很早。当他带领新创建的淮军进行千里大穿越的时候，他就已经和洋人有所接触了，他在其中流露出的对洋务的兴趣，让曾国藩都对他有点不放心。给他送行的曾国藩曾专门嘱咐他“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但是，他一上船，看到外国轮船上的设备和“洋人颇恭顺”的态度后，老师的嘱咐便全忘干净了。他认为，要改变帝国的现状一定要使用洋人的某些办法，而要用洋人的办法首先就要接触洋人。运送淮军的船刚一到上海，他立即订阅了三份英文报纸并且命令手下及时翻译出来，一份送北京的总理衙门，一份送曾国藩，一份留给自己阅读。李鸿章的淮军是最早装备全套西方武器装备的帝国部队。他也是在自己的部队中最早请洋人当教官的人。在后来创办军工企业的时候，他与洋人的来往更是频繁，洋商、洋工程师和洋学者皆是他客厅里的常客。

李鸿章是最早参与帝国对外谈判的大员，这使他在帝国中是最深刻了解洋人的禀性的人。1873年，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李鸿章接待了秘鲁全权公使葛尔西尼，这是他涉足外交领域的开始。这个开始令他很不愉快。秘鲁是当时利用“猪仔贸易”即奴隶贸易从中国沿海掠走帝国劳工最多的国家之一，当时在秘鲁的中国劳工人数达11万。这些中国劳工在秘鲁受到非人的虐待，“十人有九人死于非命。”劳工们联名写下《诉苦公禀》，向帝国政府控诉，请求帝国政府的外交保护。心虚的秘鲁政府派公使来华是要求和中华帝国签订“友好条约”。秘鲁公使首先在北京遭到帝国政府的拒绝，帝国政府让他到天津和李鸿章谈。天津的谈判进行了八个月之久，李鸿章坚持先派人去秘鲁调查华人的遭遇处境，然后签订保护华工的章程，然后才能再谈别的。但是秘鲁公使坚持“华工保护不保护，全系立约不立约”的立场，并且依仗和各国列强的互相串通，向李鸿章施加压力。最后，忍无可忍的李鸿章拍案而起，声明：在秘鲁的华人无论老幼都是中华帝国皇帝的子民，如果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别说签订什么友好条约，秘鲁方面怎么掠走华人的，怎么安全送回来，一个也不能少。李鸿章的强硬态度令秘鲁公使吃惊不小，因为列强们曾告诉他，大清帝国的官员是世界上“最软弱的一群官僚”。“愕然”之后的葛尔西尼说了一句“天津是个不好的地方”，然后沮丧地回国了。

李鸿章外交观念的基点，取决于他对世界近代潮流和各国扩张野心的认识。他给朝廷的奏折中说：

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境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4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