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河船中的秀女（第35/55页）

最能够说明张之洞为官为人风格的，就算是他所写的流传后世的《劝学篇》了。这部在“戊戌变法”进行到最紧要的关头出笼的作品，其中心主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著名的、具有创见性的见解曾经轰动一时，它似乎是为处在国门到底是关上还是打开的尴尬时刻的帝国寻找的一剂救世良方。张之洞不是一个保守人物，他是最早支持康有为变法的官员之一。当时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的他不但有和康有为坐在一起“谈学说禅”的经历，而且还是康有为的“强学会”最积极的赞助人，“强学会”的1500两银子的“开办费”就是张之洞慷慨解囊给予的。但是，张之洞与康有为在政治上采取的是一种“不结盟”的政策，个人关系上也永远采取着不即不离的态度——适当的距离就是安全的距离。当康有为等人邀请他加入“强学会”的时候，这个赞助人却回电说：“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他不会让自己的名字白纸黑字地出现在有政治企图的组织名单上。为了给世人留下他对变法所持态度的见证，他“白纸黑字”地精心撰写了《劝学篇》。这是一篇最典型的不偏不倚、立场中立的政治声明，其妙处在于：一方面主张变法革新，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以强我中华国力”；而另一方面，呼吁大力弘扬帝国的传统民族文化，主张全民以伦理道德之准则坚守思想的防线，特别鲜明地反对西方的“民权”思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一句话，既要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是为“用”，又要坚决维护千百年来的帝制古训，是为“体”——张之洞之说滴水不漏。无论是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还是慈禧太后和她的“后党”们，谁能说出此说有一点政治问题？

滑头绝顶的张之洞之所以在1900年成为帝国南方官员中主张“剿灭拳匪”的大员之一，原因很简单：他不希望帝国动乱。至少他不希望他管辖的地方发生动乱。他和帝国其他的南方大员一样，正在兴办企业发展经济的兴头上。他是积极推行洋务的著名官员之一，他对拓展企业的兴趣甚至在任何官员之上，武汉著名的汉阳铁厂就是他的杰作。在开办炼铁厂的时候，他以一个实业家的“身份”替帝国朝廷算了一笔经济账，强调了铁在国防民生中的重要作用，列举国家每年出口“土铁”和进口“洋铁”的比例关系，指出了“洋铁”的进口和国内“土铁”滞销的原因，口气简直是个冶金工程师和市场调查专家：

查洋铁畅销之故，以其向用机器，锻炼精良，工省价廉。察华民习用之物，按其长短大小厚薄，预制各种料件，如铁板、铁条、铁片、铁针之类，凡有所需，各适其用。若土铁则工本既重，熔铸欠精。生铁价值虽轻，一经炼为熟铁，反形昂贵。是以民间竞用洋铁，而土铁遂至滞销。（《张之洞奏议》卷二十七，光绪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所上奏折《筹设炼铁厂折》。）

很难想像这是一百年前中华帝国的一位高级文官写给帝国朝廷的一份奏折。庞大的帝国在它即将走向崩溃的时候，其国土南方的官员却具有了可以使一个国家富强的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这也许是大清帝国的不幸，但却是自那以后整个中华民族的幸事。虽然张之洞花了巨大的精力和银子把汉阳铁厂建起来了，但从一开始就赔了个一塌糊涂，原因是管理落后，产品成本太高，引进的外国冶炼设备不适应中国的矿石品种。但在贫穷落后的中国究竟是有人在试图使国家强盛了。张之洞开办的工商企业很多，包括铁路、军工、纺织、铸造、皮革、制药、印刷等等，他自称为“经营八表”，说在他地盘上的各种工商设施无人可比。史书都说张之洞有“好大喜功”之嫌，但这个批评所指不是他的官场钻营而是经济“建设”，那么，对于一百年前的中国和中国人来讲这无异于历史性的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