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翠扳指（第8/66页）

1900年4月间，聂士成奉裕禄之命开赴天津附近围剿义和团，现在又与义和团一起围困租界，与洋人血战。聂士成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深深地陷入一个命运的怪圈之中，拿他的话说，他已经成为一个朝廷不断地指责、官员们蓄意革除、义和团民众最为痛恨以及洋人们最想歼灭的一个人。

一切源于他对义和团的态度。作为军人，执行朝廷命令而围剿义和团，似乎没有更多的罪责，因为即使朝廷对义和团转变了态度，他也可以和其他军官一样，用这样的借口为自己开脱。但是，这个帝国军人和其他的军官不一样，他明确地、公开地表示了自己对义和团的看法，那就是，他认为义和团是一群于国有害的乱民。于是，他对义和团围剿的决心是真诚而坚定的，是出于他对国家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负责。他是一个有头脑的军人，除了人称“邪烈”之外，他还是个儒将。甲午时，他有关于东三省战略布局的考察报告问世，令国人和洋人都为之惊骇。作为多次和洋人们交过手的军人，他坚定地认为，自己的国家还没有和西方列强抗衡的力量，而安定是国家奋发图强的惟一保障。如果动荡频起，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弱下去，最终会导致灭亡。作为帝国的军人他愿意为此战斗。他从义和团兴起的那一天起，就对这样的农民团体充满了质疑。他认为义和团根本不可能“灭洋扶清”，那些流浪的农民们的所谓“法术”都是些骗人的把戏，装神弄鬼绝不可能救国于危难之中。为了证实他的观点，他亲自观看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表演，并且查看了义和团们表演用的枪支。这个军人一看就将农民们的把戏看穿了。义和团在表演的时候在前膛枪装弹药的程序上做了手脚：先装枪弹，再装火药，发火之后，火药在前，只见烟火喷出，弹药不是被火药推出的而是带出的，根本不能伤人。为此他杀了那个做把戏的农民，让士兵把他的头颅挂在旗杆上示众。天津的义和团，从首领到团民，没有一个不惧怕他，也没有一个不仇恨他的，只要他的士兵小队出击或者个别士兵落了单，义和团的农民们便立即悄悄地包围上去，毫不留情地开始追杀。

当朝廷宣布义和团为“义民”的时候，天津义和团向帝国官员提出的惟一的条件是：杀聂士成。这个要求得到了端郡王载漪的坚决支持，他多次写奏折给慈禧，说聂士成“私通洋人”，请求“杀聂而保民心”。慈禧一直没有批准的原因是，她知道这个淮军宿将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将领，真的打仗还得靠这样的军人，靠载漪这样的皇亲国戚来是无法保卫她的政权的。因此，慈禧下达的上谕是，让聂士成“戴罪立功”。

数年来，一直为帝国的利益而与洋人军队作殊死战斗，并且此刻仍在前线与联军展开血战的聂士成，对王公们诬陷自己通敌感到万分委屈。为了军人的荣誉，他向帝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荣禄申诉，但是遭到荣禄的痛骂。荣禄根本不说聂士成的政治观点正确与否，只是一个劲儿地骂，骂他“糊涂之至”。骂完之后，荣禄怕聂军哗变，于是又给聂士成写信安抚。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糊涂的聂士成给荣禄写了一封回信，情绪依旧慷慨激愤，观点依旧未变：“拳匪害民，必贻祸国家。某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能剿，如职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辞！”（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09页。）聂士成表示自己愿意为“剿匪”行为承当一切后果。

聂士成和荣禄都知道这个“后果”指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