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翠扳指（第24/66页）

但是，东交民巷的枪炮声仅仅停止了三个小时后，又开始了，原因是，慈禧接到了裕禄的奏折，说天津的清军再一次“大捷”。

没过几天，慈禧又后悔了，这从30日她答复李鸿章反对宣战的奏折的回复上可以看出来。慈禧在批复中不但没有对封疆大臣对帝国的决策表示反对而发怒，反而对宣战举动表示出了“歉悔之意”。就在慈禧给李鸿章写回复的时候，负责进攻使馆的董福祥因为向荣禄借用大炮未果，闯进宫来。——“荣禄所带之武卫军，军械甚富，若用大炮，攻击使馆，则数钟之内，必成灰烬。”然而荣禄就是不借，笑言：“我一天不死，大炮一天不能得。”（《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董福祥在皇宫门口被太监拦截，太监说这已经不是召见的时辰，但是董福祥大喊大叫，说“奏闻太后，甘军统领立请召见。”慈禧闻之“大为不悦”，勉强让他进来，没等董福祥开口，慈禧先说话了，说以为来是奏报使馆已被攻毁的呢。至于大炮，从上个月起董福祥已经奏过十次之多了！董福祥说荣禄借不借大炮是次要的，关键荣禄口出狂言说，就是有老佛爷的旨意，炮也不借，明显有谋反的嫌疑，该杀。话音未落，慈禧大声呵斥董福祥不许再开口，说他原本就是强盗出身，现在目无朝廷，仍一副脱不了的“强盗行径”，最后暗示董福祥，如再这样就要掉脑袋了。

董福祥被骂了出来，半天缓不过神儿。他是在太后最需要军队的时候，主动带兵来北京的，承担了灭洋的重大任务，虽然使馆至今没打下来，可这些日子他确实卖了力气。当时，太后当着皇帝和诸位王公大臣的面拍案而起，大声说道：“我恃董福祥！”——天大的信任啊！天大的荣耀啊！董福祥一直认为自己聪明绝顶，他向太后表示：“旦夕间便可铲除”洋人。可如今怎么宣战了，灭洋更加名正言顺了，自己倒成了“强盗行径”了呢？

董福祥是军人，不是政治家。他原是回民中的“枭雄”，西部的回民曾经大规模地“举事”，这是慈禧骂他是“强盗”的缘由。他后来归顺左宗棠，又带军队去西部镇压回民，于是他官至甘州提督，回民中之前还没有当上帝国如此高官的。他到京之后，慈禧太后多次召见过他，他说：“臣无它能，惟能杀洋人耳。”（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13页。）这句话曾经让慈禧欣喜和感动。刚毅、徐桐等帝国高级官员对他格外赞赏，说“他日强中国者福祥也。”（同上）他本是荣禄的崇拜者，之所以告状，也许他已经意识到：洋人不是那么好打的，将来是什么结局还很难说，而自己正被荣禄等人利用。被慈禧一顿骂之后，董福祥放缓了对使馆的围攻，以至直到联军攻入北京，他的几千官兵也没把仅仅有400洋人据守的使馆占领——“董福祥且屡以使馆尽毁矣，今以二十余日，洋兵死者寥寥，而匪徒骸骼狼藉，遍于东交民巷口。”（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4页。）虽然最后他还是上了洋人们要求“惩办”的官员名单，但是他跑回西部去了，无论是朝廷还是洋人，竟然都不敢杀他，因为怕回民再次“举事”。慈禧说对了，在朝廷眼里，董福祥也就是一个“强盗”。

7月初，天津前线的帝国军队和各国联军正在老龙头火车站和天津租界混战，在某一时刻，联军真的显露出全线崩溃的迹象，所以裕禄不断派人送至朝廷的“捷报”至少有一小部份是有根据的，但绝大部分却是夸大其辞渲染战果的报告，它们无一不严重地影响了慈禧的判断。于是，她在那些天里所表现出的颠三倒四出尔反尔，使她看上去不像个政治家而更具女人味——刚命令军队加紧对使馆的进攻，紧接着便派人给使馆送慰问品；刚在山西巡抚毓贤的奏折上批示“杀尽洋人，以清乱源而安民生”，又对某些大臣反对进攻使馆的奏折表示赞同；刚表示说她知道事情不是杀几个洋人就能解决的，又说既然洋人反客为主就要让他们看看谁是真主人；刚刚因为在前线战报中看见“斩洋兵数十，缴骆驼两匹”而心情好点，便前呼后拥地到西苑乘船游湖，但船刚行湖上，一声炮响吓了她一跳，原来驻守西华门的帝国近卫军正用大炮支持义和团攻打一个法国教堂。于是她的脸色立即黑了下来，下旨在游湖的时候直到回宫之前，京城内谁也不准开炮，要开炮就离远点儿，不许让她再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