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顶戴花翎下的面孔（第36/57页）

心怀政治野心的大学士徐桐对义和团所做的一切都无条件地给予肯定。他的观点和态度毫无疑问地影响着社会舆论，甚至对慈禧的决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义和团在大栅栏放火，把正阳门都点着了，慈禧自然要“追究责任”，但是，徐桐对慈禧说，义民的“神火”之所以烧了正阳门，不是义和团的责任，而是“神”的旨意，这是“神”在“示罚光绪”。这个解释令慈禧听上去很受用，于是事情不了了之了。

然而，这个如此痛恨洋人的帝国最有学问的人，竟然连关于这个世界的基本常识都不具备。他对有人把美国翻译成“美利坚”十分恼火，说我们中国什么都是美的，美国还有什么可“美”的？我们中国什么事情都顺利，美国还有什么可“利”的？我们帝国军队的兵器无所不坚，美国还有什么可“坚”的吗？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帝国的大学士拒不承认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坚持认为那些“乱七八糟的国名”是英国人胡编出来吓唬人的：“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刘成禺：《世载堂杂忆》。）

帝国所有的汉族官员，全部都是帝国最著名的大文豪，因为他们都是经过科举考试严格选拔出来的。在中国，“状元”等于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帝国政府对汉族行政官员的选拔，是一种公平的选拔，除了历史上有过极少数的舞弊之外，帝国之内的任何一个人，无论贫富，无论出身——除了个别的社会阶层，如女人、演员、妓女、理发匠等——都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并且都有机会因此而走上聚敛钱财和光宗耀祖的为官之路。因此，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会把让家里的男孩子读书作为头等大事。中华帝国是这个世界上少有的不开办学校的国家，但是，中华帝国却是这个世界上读书人最多的国家。虽然通过科举考试而登上高级官员阶层的读书人少之又少，但这丝毫没有减弱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刻苦读书的兴趣。在帝国的土地之上，到处可见人数惊人的“落第者”，他们几乎个个都满腹经纶。最初来到中国的洋人们，曾经对中国人的“学问”大为惊讶，他们无法想像表面上看上去麻木呆滞的中国乡间私塾先生和到处流浪的读书人，竟然“内心蕴藏着对大自然的极其丰富的想像力，蕴涵着诗人的独特气质"”——你永远想像不到他们具有多么高的天赋和才智，他们好像拥有一种能够在大自然中发现美的特殊的天赋。“无论在帝国的什么角落，随便拉来一个帝国的读书人，他便能够迅速捕捉到大自然给予他们的可爱之处，并加以一番高雅、细腻的描写。”（《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50页。）

但是，帝国的读书人所读的书，全部都是中国先哲们的“经典”，包括哲学、道德说教和历史典故，他们从来不涉及自然、地理等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知识。那时，帝国的读书人把所有自然科学知识统称之为“术”，正宗的读书人对这些下贱的东西是不予理会的。况且，帝国选拔官员的考试根本没有这些内容。帝国政府强调的是“圣人”的作品，并且指定了严格的文学格式。半神半人的孔子以及他的门徒们的言论汇集成书，从此成为支撑整个国家运转和生存的惟一思想基础。这些思想基础包含了中华民族关于道德理想的最高境界，包含了关于人生动机的疏导和关于社会和谐的终极目标。在洋人们的眼里，中国的这些思想经典似乎并不怎么实用，中国的经典从来没有对人们心中所产生的重大问题提出过任何的解决办法，也从来没有把关于人类未来将要遇到的重大问题向人们预示。它们只是一堆“指导”得模棱两可的枯燥说教，严重缺乏《荷马诗史》那种能够唤起民众强烈激情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