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顶戴花翎下的面孔（第25/57页）

到了雍正年间，帝国的边疆战事频繁，以至于皇帝都要亲自率部出征作战，而随皇帝出征的军事“参谋部”便成为处理各种政治和军事事务的最高机构，叫做“行宫军机处”。打仗的时候生活艰苦，军机大臣们常常趴在帐篷里的地上起草各种文书，工作效率颇高，皇帝立即感觉到这个机构比和平时期办事拖拉的内阁好用多了，所以，仗打完时，皇帝依旧保留了军机处来协助处理国家的政治和军事的重要事务。从功能上讲，军机处虽然职能和原来的政府内阁职能相重叠，但是地位却依旧和战时一样，结果，军机处把内阁完全架空了。从大清的中叶开始，帝国的政府内阁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摆设，内阁大学士也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虚衔——“俨若闲曹，官尊而权轻。”只是，究竟地位是官职的极品，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入军机者不是大学士——“有相之权而无相之位”；是大学士者不是军机——“有相之位而无相之权”。只有两者兼得者，才是帝国真正的“宰相”，才算是达到了做官的极顶。

军机处是帝国一切军令、政令的决策和发布机构。可以说，帝国军机大臣的政治素质如何，直接决定着整个帝国的衰荣。

1900年的帝国军机处是大清国数百年历史上最昏庸、最荒唐、最混乱的政府机构。那时军机处共有六名军机大臣。“庚子国变”之后，六军机中竟然有三个在外来势力的胁迫之下被帝国政府自己下令处死，这在帝国数百年的历史上史无前例。

帝国的军机处的办公地点通常为三处，即紫禁城隆宗门内、内右门之外的一排平房，即使按照当时的眼光来看，帝国的这个最高权力机构也过于寒酸简陋了。第二处是当皇帝和太后在颐和园的时候的随行办公地点，也同样简陋。第三处是在中南海东，这倒是一个风景绝佳的好去处。据说皇帝特赐军机大臣在此上班的时候，可以在中南海内乘船——“羡杀词臣与枢密，独邀天宠许乘船。”军机大臣所受到的“特许”还不止乘船一项。皇帝和太后召见的时候，他们还可以享受“赐座”，这可不是一般的恩赐，因为除了军机大臣，任何官员，不管官位多高，年龄多大，受到召见的时候都得跪着。

帝国的六军机有严格的排列顺序，标志着权力的大小和地位的尊卑。礼亲王是军机首领，往下排列的顺序是：荣禄、王文韶、刚毅、启秀和赵舒翘。这个顺序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乱不得，连每天“上班”时进“办公室”时也要如此。如果礼亲王“上班”了，他肯定是走在最前面的一个，手里拿着决定帝国命运的最重要的奏章和批件，而走在最后面的军机大臣，在礼亲王快要走到门口的时候，需要以最敏捷的速度跑上几步，为各位大臣掀起门帘，因此，排名最后的那位军机大臣，又叫做“挑帘子军机”。

礼亲王是军机处的首领大臣，但是一生碌碌无为，他官位至此，仅仅靠的是皇亲国戚的资历，他本人没有任何政治才能和勇气，在帝国的政治棋盘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于是，排列第二的荣禄就当然取而代之了。荣禄是慈禧的心腹大臣，在帝国的那一段岁月里，没有哪一个大臣能够得到像荣禄一样的宠信，他的一举一动几乎就是帝国政治的晴雨表。王文韶是汉族大臣，汉大臣从帝国开国时起，就处在低满人一等的地位，向来是要看着满族贵族们的脸色行事的，鲜有敢于直述己见的时候。王文韶人称“油浸枇杷核”——滑头滑脑。他办事的惟一原则是“多磕头，少说话”。排列第四的刚毅可不是个省油的灯，这个满族大臣刚愎自用，目中无人，和载漪串通一气，在满族贵族中有相当的势力，这就使他不可避免地与荣禄成为一对政治上互相倾轧的对手。启秀靠的是巴结大阿哥的师傅、帝国的道学家徐桐起家的，其立场自然别无选择地和载家兄弟站在一起。赵舒翘年轻一些，为官也“素有清名”，但是他之所以能当上军机大臣，靠的是满族大臣刚毅的推荐，自然要看刚毅的观点而行事，面对重大的决策，谈不上自己有什么见解，是个名副其实的“挑帘子军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