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飘浮的神灵（第45/61页）

后来的史书好像都有这样的话：那时，义和团的力量，已经是腐败的清政府不可抗拒的了——这完全是一百年后的想当然。已经把几乎占领了帝国整个南方的太平军都镇压了下去的帝国政府，如果它决心对付几个散漫的北方农民团伙，完全可以“一纸严诏即可消弭”，帝国的军队打不过洋人是事实，但还完全不至于连农民的造反都解决不了。农民有头，政府有刀，钢刀下去，贱民尸横，帝国的军队一天之内杀数村老幼半城平民的事情不绝史册。

但是，如果支持这伙把矛头对准了洋人的北方农民，不要说绝对是一种政治上的冒险，就是那些洋人也不是好得罪的——1840年以来，中华帝国在洋枪洋炮的威逼下所经历的每一次屈辱，无不让帝国的政府只要想及便会战战兢兢。

这就是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中，统治者第一次面对农民的造反而在“剿”和“抚”之间游荡不定的根本原因。

于是，大清帝国政府终于陷入了一个极其矛盾的旋涡之中。

1900年1月12日，山东与河北凡是有教堂、有教民的村庄均成为一片火海。帝国政府发布了紧急上谕，表明对义和团问题的立场：

近来各省盗风日炽，教案迭出，言者多指为会匪，请严拿惩办。因念会亦有别，彼不逞之徒，结党联盟，恃众滋事，固然属法所难宥。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护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是直添薪止沸，为渊驱鱼。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6页。）

只要不是土匪，统统就是良民。这是大清帝国政府第一次承认义和团是“合法组织”——这个正式表态的一反常态和违反“逻辑”令人吃惊。因为，在帝国以前漫长的统治历史上，“禁止结社”是无论哪朝哪代都严格执行的酷法。结社就是谋反，这是铁一般的逻辑。不要说是一个已经公开烧杀的结社团体，就是仅仅听到一点谁要结社的风声，帝国的各级衙门就会立即四处侦探，大肆捕捉，用不着朝廷特殊的谕旨，也定会以斩草除根为后快。但是，这一次朝廷“不管会不会，教不教”了，千百年来帝国的统治突然例外了。

这道上谕发布的时间是形成它的内容的关键。此时，那个试图变法强国——改变祖宗的规矩，恢复自己的帝权——的光绪皇帝的皇位由于洋人们的反对甚至威胁，没有按照慈禧的心愿予以废除，事情仅仅进展到立了一个小孩子当王储就进行不下去了。而在慈禧的周围，以这个小孩子的父亲端郡王为代表的排外势力已经形成规模。

1900年1月23日，鉴于许多外国传教士被义和团的农民们捕杀，京城内的各国公使终于开始聚集在一起讨论十分紧急的局势了。这天是各国公使们召开研究局势的第一次会议的日子，参加会议的有美、英、法、德四国公使。会议最后决定，向清政府发出一个联合照会，要求清政府“发一道上谕，宣布镇压两个反对外国人的秘密结社”。公使们所说的“两个秘密结社”是指义和团和大刀会——实际上，在山东与河北的交界处，这两个“秘密结社”早就团结在一起，以义和团的名义公开活动了。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面对洋人们的照会，距离那个“不管会不会，教不教”的上谕发表不到两个星期，帝国政府又发布了这样一道上谕：各地严厉查禁义和拳。——显然这个上谕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发出的，是给洋人们看的一种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