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飘浮的神灵（第17/61页）

河北义和团告示二：

窃有天主教，由咸丰年间，串联外洋人，祸乱中华，耗费国币，拆庙宇，毁佛像，占民坟，万恶痛恨，以及民之树木禾苗，无一岁不遭虫旱之灾。国不泰而民不安，怒恼天庭。（包士杰辑《拳时上谕》附《京都顺天府宛邑齐家司马兰村义和团晓谕》，载《义和团》。）

河北义和团告示三：

只因天主爷、耶稣爷不遵佛法，大悖圣道，不焚香，蔑视五伦。今上帝大怒免去雨雪，降下八百万神兵，传教义和团神会。待借人力扶保我中华，待逐去外洋，扫除别邦鬼像之流后，即降时雨。（《文汇报》编《义和团起义》，第9～10页。）

天不下雨，是那些传播和信奉外国教义的传教士和教民们所犯的罪孽亵渎了中国的“神”的后果。不承认祖先和父母值得尊重的地位而只“孝敬”上帝，不信孔子或者其他中国的“神”，强行占据土地建教堂，眼睛的颜色是蓝色的，胳膊上有颜色极不正经的毛，所有这些问题都归结成了一个事实：洋人是邪恶的妖魔，妖魔使帝国土地上的庄稼遭了殃。

“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无论是将信将疑的还是坚信不疑的帝国农民，一致兴奋地接受了这个口号——因为他们全都对生活绝望了，而现在他们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敌人”，有了一个可以尽情发泄不满的进攻目标。

他们高唱道：“义和团，为了王，今年的棒子长得强！”

干柴烈火，风起云涌。大批绝望的河北农民加入了义和团。

中国历史上农民造反至少有三个前提条件：遭受着精神与肉体的极度悲苦；发生了规模巨大的自然灾害；产生出逃离现实苦难的强烈愿望。

1900年，帝国北方的农民具备了这三个条件。

义和团团员们成群结伙地挨家挨户“征米面”，没有一户人家敢于拒绝。有了粮食，搭起炉灶，支起大锅，所有的人一块吃，食物翻煮的香气飘散得很远很远，于是更远的饥民也跑来了。登上个名字，再叩个头，就算“在了拳，吃上了饭”。

有外国传教士问那些表示愿意入教的帝国农民“为什么要信奉天主”，农民们的回答是：“给钱给粮咱就信教，不给钱我还饿着就闹教！”

帝国农民的骚乱引起了外国人的警惕。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把帝国土地上出现的一个叫做“义和团”的农民组织的反洋倾向，向英国的外交大臣做了书面汇报。他在汇报中特别谈到中华帝国的气候问题：“天降甘霖是如此的不可预期，久旱不雨，对义和团来讲不啻天赐良机。当朝廷屡屡向他们颁发赏赐，以致当个团民比留在仍苦于干旱的乡间更加便于生存时，贫瘠的北方农民做出如此选择就更不足为奇了。”但是，此时的窦纳乐依旧很乐观：“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能更迅速地恢复平静。”（《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载《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62年5月第一版。）在窦纳乐信的后面，附有4月29日北京西城张贴的义和团揭贴：“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

过不了多久，包括窦纳乐在内的所有洋人的乐观的情绪就会被突然降临的灾难一扫而光。

帝国的农民带着饥饿、悲伤、愤怒和离开土地的绝望，他们操起刀枪、铁铲、镐头、粪叉，甚至只在木棍上绑上一把女人用的剪刀，转瞬间就变成了不论什么名义的造反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