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蓝色长袍上宫殿（第8/64页）

在中国生活了50年的英国人麦高温在他的《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是这样描述的：

“中国人初看上去并不吸引人，他们的皮肤是黄色的，声音尖利而不悦耳……他们的颧骨凸出，扁平的鼻子就像是老祖宗在某次打斗中受伤之后传下来的。他们的嘴很厚，嘴巴宽大无比……那双窄窄的黑色杏仁眼中，细小的眼球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就像是在与外界的世界捉迷藏。”更为奇特的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居然形成这样反常的习惯，把前额的头发剃光，听任明显应该保护的部位暴露在外，而男人的脑后则一律拖着一条发辫。”（《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346页。）

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人变成了“一团模糊不清的印象”，“一群最复杂最难理解的人”。

中国人没有确切的时间观念。尽管机械钟表的发明已经有了500年以上的历史，中国人仍少有钟表。他们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而“时辰”的概念十分模糊，仅指一天的十二分之一，且从一个时辰到另外一个时辰之间没有明确的标示。中国人的衣服没有口袋，宽松的腰身裁剪掩盖着所有人身体的一切曲线。中国人的屋子里很冷，纸窗根本没有御寒的功能，但他们依然人人没有随手关门的习惯。中国人养了许多年的羊，却没有纺织羊毛的传统。中国人饲养着各种飞禽，但是对飞禽羽绒的惟一利用是鸡毛掸子。中国人喜欢拥挤和热闹而不喜欢独处和安静。中国的当铺起的是银行的作用。中国人有能力把礼节变为生活中的繁文缛节，接着变为人际间的一场颇具规模的社交灾难，奇特的是，礼节还是被按部就班地推广延续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须，就像一件件盛装，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被穿戴起来。中国人的宴会冗长豪华，没有尽头的菜肴多得让人难以置信，这种过分的奢侈常常令西方人惊骇不已，甚至感到恐怖和绝望，而恰恰是中国人在世界上创作了这样一句极富悲剧性的警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到了清末，中国人在西方人的描述中只剩了两个最强烈的字：麻木。

“在肮脏的低云下的河岸码头上，默默地走动着面无表情的中国人。”1881年来到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的一位荷兰商人这样描写道，“他们深颜色的破烂衣服仅仅能够算做一块勉强遮羞的布，只有在和你进行交易的时候，他们的小眼睛里才出现一种机警的光亮。但是，他们的讨价还价是把手指藏在衣襟里进行的，即使最激烈的争论，在他们的脸上也完全看不出来。”1886年一位名叫利马的西班牙传教士来到中国后说：“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善于隐藏自己感情的种族，他们那麻木的、近乎呆滞的神情，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什么叫无助和绝望。”美国传教士史密斯说他永远也忘不掉中国人无所事事的“沉默”，他认为中国人忍受精神苦难和肉体痛苦的能力是惊人的，“他们可以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地坐很长的时间”。史密斯说：“中国人麻木不仁和缺乏公共精神。”他列举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人“冷漠”的细节，它们来自于这种精神状态所导致的公共秩序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异常：中国人都对“公共的”不感兴趣，国家的、公共的一切都可能成为个人占有的对象——“铺路石不见了，城墙上的方砖不见了，某个港口外国人墓地的围墙不见了，北京皇宫曾经发生过一起著名的盗窃案件，因为紫禁城房屋上的铜顶不见了。”（《中国人的气质》，（美）亚瑟·亨·史密斯著，张梦阳、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78～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