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蓝色长袍上宫殿（第13/64页）

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恰恰是这些“倭寇”最深刻地让中国人知道了什么叫做耻辱。

19世纪后半叶，中华帝国除了由一色的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皇家精锐部队和在与太平军作战中组建锻炼出来的湘军、淮军、甘军、毅军等陆军部队之外，因为开明的官僚发起的洋务运动，帝国用大笔的银子又建起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军，其舰只数量、吨位和火炮口径，已经位居世界第六。由排水量7000吨、钢铁船甲14英寸厚、装备有12英寸巨炮的两艘主力舰和各式巡洋舰、鱼雷艇等数十艘舰只组成的庞大舰队，堂堂之阵，猎猎之旗，曾经威风凛凛地“访问”过高丽、日本和新加坡的海面，消息传出，让远方的欧洲人都听着心慌。只是，帝国海军的举动和明代的郑和下西洋差不多，仅仅是体恤的“访问”。而当时的日本，陆军总兵力不过10万余人，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的第16位。关于清帝国海军在世界各国海军实力的排位问题，是根据当时世界海军年鉴等资料和现代研究者的观点相比较而成，没有绝对标准。一般的说法是：当时清帝国海军实力在第六位至第八位之间，日本海军实力在第十一位至十六位之间。（转引自《晚清七十年》，（美）庞德刚著，岳麓书院1999年9月第一版，第191页。）所以，当日本人表示要与中华帝国进行一场战争的时候，少数主张议和的人立即遭到嘲笑，中华帝国举国上下主战派的意见占了绝对上风，坚决要“以大清帝国的神威教训一下日本人”。

当朝鲜国王为了镇压国内的一个“既反对政府腐败，又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组织请求中华帝国政府出兵的时候，中华帝国的皇帝感到这是一种“上国体面”，当然责无旁贷——中国向领土之外派出军队，在它的历史上极其少见，而且即使向领土之外派出军队了，其目的与洋人派军队来中国也截然不同：后者是在军队的护卫下进行商业上的强买强卖和文化上的强行灌输，最好是“发现”一块“新大陆”并且插上自己的国旗，宣布从此对该土地“以本国国王的名义实施管辖”；而中国人认为这样的念头连想一想都是羞耻的，不符合泱泱帝国的翩翩风度和道德规范。而之所以派出军队，只是中国皇帝一向对“天下”的恩赐和怜悯。于是，1894年6月4日，帝国政府命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致远舰和扬威舰赴朝鲜仁川，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淮军1500名分乘招商轮船前去朝鲜。同时，遵照中日《天津条约》的有关条款，中国驻日本大使汪凤藻于6月6日将此事通知了日本。

没有人知道，这时的中华帝国其实已经落入了日本人——那些即使是强盗也是矮小的强盗——的圈套。

1894年6月5日，日本成立了由参谋总长、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长等高级官员组成的战时大本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亲自向回国述职的日本驻朝鲜大使大鸟下达了向中国挑起事端的任务。大鸟当天就带400名海军陆战队员乘“八重号”巡洋舰返回朝鲜——从时间上看，中国军队此时还没有出动，日本军队已经浩浩荡荡地向朝鲜出发了。

日本人早就决心和中国人打一场仗了。战争的目的明确而简单：英国人跟中国人打了，法国人也打了，该轮到日本人用战争证明它有资格加入帝国主义的行列了。中华帝国应该给予日本人真正的“洋人”待遇，在已经处于将被瓜分的中华帝国的领土上得到它的那份份额。朝鲜问题对于日本人来讲仅仅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机会而已。

7月12日，日本外相训令驻朝公使大鸟：“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务之急。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第3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