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北上北上（第16/25页）

一月十三日，中央负责人张闻天致电张国焘：

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处之。但对兄之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张国焘认为，无论从历史渊源上还是从个人感情上，他和林育英的关系都不一般，他们曾在汉阳钢铁厂一起从事过工人运动，他们还都属于从莫斯科回来的共产党人，而毛泽东和林育英过去从不认识。因此，张国焘甚至怀疑林育英在陕北受到了某种“胁迫”，他打电报询问林育英：“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并要求林育英：“望告陕北同志，自动取消中央名义。”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农历春节大年初一，张国焘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国焘、朱德二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

二十四日

林育英的这封电报明确告知张国焘，共产国际的“裁定”是：张国焘不能自称“中央”，而只能是“西南局”。但是，共产国际给张国焘留下的“台阶”是：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接到林育英的电报，张国焘仍不甘心，三天后致电林育英、张闻天，主张以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共中央，而将中共中央改为西北局，与他的西南局“平级”，共同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因为愤怒和无奈，张国焘提出了一系列的质问：“究竟在六次大会后为何发生这许多重大事变？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能否得着更顺利的经历？为何使过去中央和鄂豫皖领导发生隔阂？反五次‘围剿’为何应是这样的经历？我们会合后为何发生争执？究竟目下有些什么政治内容？”张国焘似乎并没有期望有谁来回答他这些偏执的问题，因为第二天他的电报虽然是发给“林育英和国际代表团”的，但内容已全是关于红四方面军的军事问题了。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林育英和张闻天在联名发给张国焘的电报中明确表明：“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说这一战略方针“曾得［到］斯大林同志同意”。

张国焘终于决定红四方面军准备北上。

乌蒙山，中国云贵高原上山高谷深的荒僻地区。

从毕节西撤的红二、红六军团，从安全角度讲，只能进入人烟稀少、气候恶劣、道路崎岖的乌蒙山。

当时的敌情是：滇军孙渡部取保守态势，只守在云南边境地区，想把红军逼近四川；川军也不愿意进入贵州追击红军，只在川南和长江沿线布防。因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四川行营主任顾祝同利用滇军和川军布防的空隙，集中了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李觉、郭汝栋各路纵队，从东、南两个方向向红军压过来。

红军到达了位于毕节西南方向的野马川，发现继续南进已不可能，因为国民党军李觉纵队已经堵在了红军南下的路上。于是红军掉头折向西北，开始向四川境内的金沙江方向行进，计划与追击的国民党军兜一个巨大的圆弧，然后再寻找机会南下进入贵州安顺地区。

一九三六年三月八日，鉴于国民党军樊嵩甫纵队的第二十八师追击的速度极快，已走到川黔边界的红军决定回头打个伏击。具体部署是：第二军团四师和第六军团的十六、十七师在以则河附近伏击敌第二十八师，五师至恒底钳制樊嵩甫的第七十九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