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黑暗时刻（第13/30页）

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两天的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在讨论或者说是在争论一个问题：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是不是一个错误的行动？

从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角度上讲，红四方面军在放弃苏区等问题上对中央有所交代，是必要的；从纠正张国焘与中央离心离德的思想苗头出发，对他进行政治上的规劝和警告，也是必要的；从理论上解决思想问题，从而达到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合作，更是当前的必要。但是，这时候，整个红军的生存正受到极大的威胁：部队一直在严重缺粮的地域徘徊，国民党军不断地从四面压缩而来，特别是在红军准备突击而出的川北松潘地区，胡宗南部正利用红军在时间上的耽搁推进阻击防线。因此，在这个不毛之地的短暂争论，本应在时间更从容的时候再耐心讨论——事后证明，会议并没有达成中央希望的团结，张国焘与中央的背道而驰反而加剧了。

张国焘首先发言，他讲述了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前后经过。接着是徐向前发言，他汇报了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状况：“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指挥；纪律较好；作战勇敢；打起仗来各级干部层层下放，指挥靠前；兵力运动迅速敏捷，长于夜战”；“平时注意军事训练”，“战后注意总结经验”。缺点是“文化程度低，军事理论水平和战略战术的素养不够”。最后陈昌浩简要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

由于徐向前和陈昌浩要立即率前敌指挥部去毛儿盖，他们发言之后就走了。

毛泽东的发言从红四方面军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开始讲起，说到根据地在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后被放弃时，毛泽东认为面对敌人的大兵压境，红四方面军既没有做充分准备仗也没有打好。说到川陕根据地，毛泽东认为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在取得歼敌十二个团的胜利后放弃根据地，是一个严重错误。红四方面军领导没能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不可分的政治关系。

放弃川陕根据地，这是张国焘的痛处，因此他反驳说：“川北苏区固应保卫，松潘亦应当控制，但这决定于四方面军的力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红四方面军“当时的主要努力是策应一方面军，而我们的兵力有限，不能过分分散使用。如果中央并不以为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的行动是多余的或错误的，就不应苛责四方面军不能完成力不胜任的其他军事任务”。张国焘认为，“川北苏区即使当时留置了较多的兵力，事实上也不能达到保卫的目的”。“而一方面军当时能否渡过大渡河顺利到达懋功，尚成疑问，四方面军果真全力北向夺取松潘”，也许中央又会批评红四方面军“隔岸观火，看轻休戚相关的大义”。

徐向前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

整个说来，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有复杂的原因。优势敌人的压迫，常年战争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难，策应中央红军的紧迫战略需要，都凑到了一起。从这个意义说，是历史的必然。问题在于：主力红军撤出根据地后，没有留下足够的兵力坚持游击战争，只留下刘子才、赵明恩等千把人枪，如果把三十三军留下，要好得多；强渡嘉陵江后，犹豫徘徊，丧失了进击甘南的战机，使“川陕甘计划”流产。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非常失策，是关系整个革命命运的问题。如果当时实现了这个计划，我军将能得到更大的补充，中央红军北上就有了立脚点，形势会不一样的。

徐向前所说的“关系整个革命命运的问题”，显然是指由于红四方面军放弃了根据地，且没有在西渡嘉陵江后向北发展，造成了中央红军到达之后没有落脚点，从而导致红一、红四方面军全部拥挤在了西康这片不毛之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