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血漫湘江（第4/17页）

桂军出师作战不利的战报被迅速报给了白崇禧，白崇禧立即命令查一下在新圩与桂军作战的到底是中央红军的哪支部队。调查的结果让白崇禧的心情更加阴郁不安了：红三军团五师由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广西百色起义的部队发展而来，当时起义的参加者有桂军的警备大队和教导队，所以这支部队从师长李天佑到大多数官兵都是广西人。

十一月二十八日这一天，担任中央红军后卫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在文市的水车地区也开始了对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阻击战斗。朱德给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和政委李卓然发了电报，电报命令第五军团无论如何也要在军委纵队的侧后方阻击敌人至二十九日晚。第五军团在掩护军委纵队的安全的同时，也要掩护第八、第九军团向湘江渡口方向移动。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先头部队在与桂军发生了误会之后，桂军有意把部队向后撤了一段距离，这让周浑元部不得不面对中央红军后卫部队的阻击。周浑元的部队对红五军团的攻击凶狠而猛烈，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是中央红军最薄弱的部位，只要冲过这道阻击线，就可以直接追击共产党武装的主力部队了。

这个早晨，军委纵队的大队人马从文市向西出发，根据他们的行军速度，走不了多远定会进入国民党中央军的合围中，而这也正是蒋介石所期待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的一〇〇团是全师阻击阵地的前沿部队，面对周浑元部整整四个师的攻击，这个团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和牺牲。战斗到最激烈的时候，阵地上所有的掩体全部被敌人的炮火摧毁，但是连同负伤的人在内，红军没有一个人退缩。一位福建籍的连长肠子被打了出来，鲜血把半个身子都染红了，他用手按着腹部，斜靠在指挥位置上边射击边不断地喊：“同志们！咱们没有退路，身后面就是党中央！”当又一次把敌人打下去的时候，红军官兵发现连长的呼喊声已经停止了。官兵们把自己的连长从落满炮灰和子弹的阵地上抱起来，没有了呼吸的年轻的红军连长眼睛瞪得滚圆，一只手已经被炸断，但食指依旧紧紧地按在驳壳枪的扳机上。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是军委纵队安全地渡过湘江的最后时机。此时，在军委纵队的左、右两翼，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对从南、北两面夹击而来的国民党军进行着顽强阻击，使界首至全州之间宽三十公里的通道依旧畅通无阻。湘江上的浮桥已经架设完毕，渡口四周除了天空的敌机之外，没有国民党军队到达。如果在二十八日夜晚来临的时候，或者是在二十九日天还未亮之前，军委纵队能够到达湘江并且迅速过江，整个中央红军的命运也许会是另外一种走向。但是，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朱德签署的红军行动部署向各军团表明：我军“至三十日止全部渡过湘水”。行动部署还表明：二十九日，军委纵队将到达“石塘圩以东之官山”——从地图上看，军委纵队二十八日晨从文市出发，二十九日到达位于文市西南方向的石塘圩，一天一夜之间仅仅前进了不到二十公里。

军委纵队缓慢的行军令红军官兵在湘江上构成的那条走廊式的通道静静地等了整整三天。在这三天里，通道的南北两线是日夜不断的密集的火网，而在通道的中间则是碧绿舒缓的寂静的江水。中国革命史中异常惨烈的战斗在这三天里发生了。

在通道的左翼，中央红军有两个阻击地点，一个是湘江边上的界首，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指挥部就设在那里；另一个是名叫新圩的小集镇，集镇位于文市西南方向中央红军的侧后，横跨在灌阳至湘江渡口的公路上。奉命在新圩阻击桂军进攻的是红三军团五师。因为十三团被军团部调去直接指挥了，五师这时候实际上只有十四、十五两个团。二十八日，红军官兵刚把阻击工事挖好，桂军的队伍就开过来了。红军与桂军刚一交战，战斗的残酷性立即让五师师长李天佑想到了高虎脑战斗。红三军团五师在保卫中央苏区的高虎脑战斗中，面对国民党军作战飞机倾泻下的数千发炮弹，面对国民党军六个师在大炮掩护下的进攻，阵地上所有的红军官兵无不舍生忘死，每个人都准备为保卫苏区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进行到最后的时刻，五师阵亡的团以下干部达三百二十四名，阵地虽已经成为一片焦土，但是依旧在红军官兵的脚下。年仅二十岁的红军师长李天佑出生在广西临桂，十五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著名的百色起义，历任红军排长、连长、团长，因作战勇敢获得过“红星”奖章。一九三四年，在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的最危急的时刻，他出任了红三军团五师师长。身经百战的李天佑预感到，新圩阻击战也许比高虎脑战斗还要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