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橘子红了（第15/16页）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的湖南、湖北和江西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毛泽东认为，推动农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各地的农民簇拥着黑脚板的农会主席，敲锣打鼓地把地主和劣绅牵上街头批斗。一个字都不认识的农民在斗争大会上质问那些压迫和剥削他们的人：“你晓得三民主义么？”农民们砸了老爷们平时乘坐的轿子，闯进土豪家里在精致的牙床上打滚，然后拥进祠堂把族长老爷摆的酒席瞬间吃个精光。农会强迫地主减租减息，不准加押，不准退佃，不准欺负孤儿寡女，不准说农会的坏话。大地主和豪绅们都跑进了大城市，小地主们赶快给农会送上写有“革故鼎新”的匾额——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几乎可以解释数千年来发生在中国的所有农民暴动的根源。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继续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时年三十九岁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首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个操着浙江口音、身材细瘦的军人被选入国民党中央的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也许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两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面对面只见过一次，那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即将打响解放全中国的战役的前夕。

国民党和共产党决裂之时，也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形成政治对抗的开始——政治信仰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代表社会生活中哪个阶层的利益。蒋介石很快就成为中国社会地主、官僚、资产所有者和军阀的代表，而毛泽东却愿意一生是中国最广大的贫苦民众的代表。

从一九二七年开始，蒋介石决心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不得放走一个”。经过七年的调兵遣将，国民党军终于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撤离了红色根据地。占领了瑞金的国民党军给蒋介石送来了拍摄的影片，他很认真地观看了，他很想看看毛泽东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但是，他只看见一间普通的农家房子，房内窗前有一张粗木桌，桌上有一盏农家油灯。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蒋介石从南昌飞到了南京。这一天，毛泽东和中央红军正走在通往湘南道县的路上。如果蒋介石的座机稍微向西偏一点，他就可以看见在已经收割完毕的稻田边走着怎样一支庞大的队伍。

六天之后，蒋介石收到了何键关于湘江布防的电报。电报显示出大战前夕战场上常常会出现的某些混乱，也显示出中央红军各主力部队在抢占湘江渡口时不顾一切的行动给国民党军造成的错觉：“匪众数在十万以上，故我一旅或一师动辄与匪二三万接触。谓非匪之主力，则其数实众；谓系匪之主力，则他窜或又发现大股，不综合各方面之情况，颇难为确实之判断。”——发现当面的红军有两三万人，说不是主力吧，人数实在很多；说是主力吧，瞬间就没了踪影，然后又在其他地方发现人数更庞大的一股。作为总指挥，何键到现在还没弄清楚与他作战的中央红军到底有多少人。但是何键对中央红军的作战意图还是十分清楚的：“匪之主力似在桂属文市及湘属寿佛圩以西地带。其先头已进至桂属石头圩、蒋家岭。匪左翼正在龙虎关、桃川地区与桂军持战中；右翼进至黄沙河东南之西头之线”。电报的最后，何键表示湘江防线作战调动和部署已经完毕，剩下的就是“各部奋勇夹击，期收聚歼之效”了。

按照蒋介石的想法，他与毛泽东的较量，很快就要在湘江边结束了。

就在蒋介石收到何键的电报的同时，何键收到了来自前线的最新军情报告：“匪两万余本［二十七］日晨抵达文市。其最先头便衣散匪约二三千人，刻正分途通过茅埠、屏山渡、凤凰嘴之线，向我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