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 余事（第2/13页）

膺白当华北之任，他本人有两个弱点：一是“真”，他真而日本少壮军人毫无诚意；二是“想解决问题”，而日本人正时时处处制造问题，永无止境。但他亦有其强点，其强点在“守正”，无论日本人中国人不能向他说私话小话。他对日本的认识，使走江湖式的人骗不了他。他对本国的忠诚，使“人”或“派”的恩怨利害动不了他。他对朋友尽直接建议之责，而从不在他方面作责备之语。我检视他对部属的电报，都甚客气，处事有错，常自认过。对蒋先生电反最率直。他不赞成一党制，屡建议改良，然从不在外唱高调，以博社会之同情。他从来没有借过日本人之款，与日本人从不谈“钱”字，亦从没有插嘴或经手买任何外国武器。用外国人废炮废枪杀本国人是他最反对之事。日本人从不敢请他聘用日本顾问，他始终独立而不倚。

我尝想，膺白对日本军政两界用的精神，如果用到经济界企业界，是否还要实际？膺白自己在日本留学时，所得其上下一心之“建国热”印象太深，以为任何一界的日本国民无不与政治有关。个人且守中国旧说“官不营利”之训。日本人与中国人一不同之点，与日本人谈到国事须处处存以戒心，然个人则人情味极浓，商人尤守法重德。《塘沽协定》后，膺白标“安定人心，整顿生产”之旨，有日本实业家愿供资本，谓如不愿借款，可在中国银行存款供透支，以二千万至三千万元为数。膺白答以：华北首在裁兵，然后兴利，略计项目须五万万，不敢零星浪费。这是他临时以大计划来推托，阻其好意。事曾面报中央。

停战后，膺白第一次南归在廿二年（一九三三）八月初，他往牯岭，我回莫干。临别曾劝他辞职，他态度甚坚决，以为接收尚只初步，祸根尚多，责任未完，不可贻难事于后人。第二次南归在廿三年（一九三四）四月，则有“力薄难回劫后天”之句，求去甚力。这年的六月，在杭州与蒋先生相晤；蒋先生住澄庐，我们住钱王祠葛宅，岳军先生住西冷饭店，均在西湖边。一日，膺白从澄庐深夜归来，欣然告我蒋先生谅解他不再回北平，态度如释重负，我们决定次日一早上莫干山。就寝不久，电话铃响，主人听后转告，系岳军先生的电话，请膺白明晨稍迟动身，尚有要事面谈。杭州的夏天甚热，我们所住客房在三楼，热气紧逼，入夜未散，经往返传话，我怀疑膺白辞职事又有变，心事提起，一夜未能入睡。次晨不到七时，岳军先生已至，谓昨夜别后，蒋先生重又电西冷饭店请他去，问膺白究为何事坚决不肯回任。岳军先生答以种种内外困难之外，恐我之劝阻亦一原因。蒋先生嘱其先留住膺白，当再来面谈。是日一早，蒋先生出席航空学校典礼，礼毕即来钱王祠，入门呼我，坐定问我为何阻膺白北行。我当时有点火气，答言：辱国差使，宜派人轮流充当。蒋先生说我学佛，当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旨。我谓华北有一片亡国景象，蒋先生说：惟其如此，吾们更不可放手。终叫我勿阻膺白北行。上一晚，蒋先生当比我们更迟休息，这日晨当比我们都早起。其时他穿军装，主人欲开电扇，他止不用。我穿着蓝夏布衫，还摇扇不已，膺白见这情形，示意我勿再多言，他无言再上征途，虽始终无补于国，其不得已之情可见也。

膺白曾几次向汪先生口头或书面请解职，汪先生总言“三人共挑一担，一人息肩，余人亦只能放下”，与蒋先生联名来电亦如此说。一次曾言，如膺白定不北返，则请担任其所兼之外交部，膺白只得哑然而行。廿三年（一九三四）九月廿日陈博生先生之北平《晨报》有《黄郛氏返平与华北》一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