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不幸的二次革命（第7/8页）

癸丑（一九一三）八月以后，革命失败同志先后到日本，日本人称为“亡命客”。岳军先生回到士官续学，使馆秘书林铁铮（鹍翔）先生隐护之，仍维持官费。铁铮先生吴兴人，是一厚道君子，我手边还有他两页诗词，他在有名的词社——“南社”，笔名“半樱”，待膺白尤厚。我家先住长崎，有亲戚家的店名“升昌裕”，认系小主人，避免了警察注意。日本警察不是特务，但甚尽职，对人甚客气，然倘被注意，以后行踪将无可躲避。在日本读书是一好事，为政治工作则利害参半，不得不慎。膺白在亡命时，始终用化名，有其旧时日文教师江口辰太郎代觅东京寓所，他重新回到读书生活，跑书店，在家则自编文法，教我日文。我系初次到日，见日本社会无游手空谈之人，勤俭而努力，一般人具有必要之常识。回思在祖国所见，北京之霸气，上海之浮气，皆不足以言新兴建国。

膺白在东京，仍继续劝英士先生留心近代工商业建设，陪同参观横滨工业展览会。膺白游名胜，参观博物馆图书馆时，无不与我偕，而到横滨则只他和英士先生二人。十五年后，民十七（一九二八）之十二月，上海国货展览会之浙江省日，请膺白讲演，他有如下的谈话：

一生参与此种集会，此为第四次。第一次在民国二年，当癸丑革命失败以后，出亡日本，曾与先烈陈英士先生参观横滨工业展览会数度。第二次为公历一九一五年，在美国旧金山参观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数度。第三次为一九二二年，在法国马赛参观殖民地展览会一度。大致皆规模宏大，搜罗极富，以今日本会情形与之比较，不无逊色。惟当军事甫定之际，政府当局即能注意及此，筹备时间又极短促，有此成绩，实属难得之至。

二次革命事先主张不同之两派，到日本后更显然异趣。一派主张革命再接再厉，责同志胆小而逃，谓将组织敢死队以革命，并拟改组国民党。另一派人在东京安排各地流亡出来的青年，曾办有文武两个学校：文者名“政法学校”，武者名“浩然学社”；实地奔走其事者为殷铸甫先生。请得彼邦同情我国革命之学者来尽义务，我只听到名法学者寺尾亨博士在政法学校授过课。陈铭枢待殷先生甚有礼，似即系政法学校学生。膺白将离东赴南洋时，提起铸甫先生辛苦，不能留而多帮忙为憾。我因这印象，故民五（一九一六）返沪，独自先去找他，事详下章。民十三（一九二四）北方国民军，以二军最多麻烦，纪律亦差，但在紧要关头，派人与胡笠僧（景翼，国民军第二军总司令）先生本人接洽，他总持大体，他是浩然学社的学生。

民三（一九一四），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日本外利用国际情势，内利用袁氏野心，对中国提出“廿一条要求”。上述主张读书的一派，组织“欧事研究会”，深恐日本挟亡命客以恐吓袁氏，曾有两次宣言，请袁一意对日，亡命者宁客死异乡决不乘国家之危。两稿一出章行严（士钊），一出赵厚生手笔。时膺白已不在东京，事后得稿，亦甚赞成。欧事研究会中人后在国会，一部分为“政学会”，政学会者，国会议员小组织之一，原属国民党，但大概不在国民党第一次改组之“中华革命党”内，其后曾与非国民党之政府合作，在南方曾与岑春煊派共事，故后来成为异己之恶名称。膺白不是国会议员，与政学会无关系，亦未与岑春煊共过事，他的朋友各党各派都有。但在民十六（一九二七）后，被人荣以政学系首领头衔。

英士先生不因癸丑（一九一三）之失败而改其与膺白私交，但其急进方式亦不因膺白之劝而稍改变，膺白亦不因其听不听而改态度。在东京时，一日在英士先生处晚饭后将归，英士先生留他稍待，谓有人自东三省来，运用胡匪极有把握。待其人至，见膺白甚忸怩，实系一无聊之人，然英士先生终信其言而赴大连，到大连并不能活动。膺白不能阻英士先生之行，甚为苦痛，遂决定离东京而至新加坡。动身之前，留一长函给英士先生，函尽日本卷纸一束，中有要点：“勿使革命行动为国民所误解，袁世凯正多方宣传革命党为‘乱党’，吾人不要真为乱党。勿上无根柢失意无聊者之当。以袁氏此时防范之密，爪牙之众，被派回国做局部破坏工作，其人如有心而真做事，势被牺牲。若属不坚定分子，则一离本营，鞭长莫及。前者驱有用之人，为无益之牺牲。后者将难得之财，供取巧者浪费。至利用土匪，或运动无宗旨之军队内讧，尤为国家无穷之患。”此系最后一次信，亦最后一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