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到天津读书（第2/5页）

傅沅叔先生和录取的新生及送行的家长，分住上海三洋泾桥泰安栈、全安栈、长发栈，候船动身。外祖父带着姨母去登记报到时，我跟着站在旁边，我还剃发男装，穿件白洋纱长衫。沾了姨母先声夺人的光，傅沅叔先生与外祖父殷勤问答，看见一旁侍立的我，甚为注意，问起我的程度，为何不考等等，外祖父据实以告。沅叔先生立即带我到桌边，提笔给我，叫我写履历报名；写到年纪时，我曾仰头自语：“填十七岁好不好？”再多实在不可能了。他懂我意思说：“不用虚报，填真实的年龄好了。”写名字时，我为曾被同学讥讽“性真”是僧尼法号，想到我一辈弟兄是“景”字排行，我的弟弟君怡谱名“景清”，便临时自名曰“景英”；这个名字实很俗气，大不如父亲所给的原名。到我在女师毕业时，沅叔先生送每人一副他自书的对联，题款知我还没有号，他用景慕沈云英之意，给我取“亦云”二字。抗战时起，我以字行不再用名了。

沅叔先生看我在他面前写详细的三代履历，我虽然没有准备，而且是第一次写履历，我记得我父亲所写格式。父亲以我嗣祖父母为父母，而称祖父母为本生父母，故我的履历里亦写有祖父母和本生祖父母二项，一切我照着所见过的规矩。沅叔先生看了我的报名单，叫我准备同船到天津，他说在天津还要招生四十名，并向外祖父说，考得好将不拘年纪，否则送我到“高等”；天津另外有个叫高等学堂的，亦是他所主持，若是保送，亦可免费。我就是如此意外的随众登程，来不及再回家，外祖父打电报给我母亲预备行李；我的行李三件——一只箱子，一只网篮，一个铺盖——是由戴生昌轮船送出。动身之前，同学见我穿着长衫，笑问是否招有男生，我急自将长衫剪去半截，过膝短褂，勉强符合当时的女学生装。

我们浩浩荡荡员生四十余人，在光绪卅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夏末秋初，分乘招商局新裕、新济两轮先后出发。所住俱是房舱，每二人同一室，有上下两层板床，各用自带铺盖。我和姨母同室，她睡下层，我睡上层，二人都晕船呕吐不已。在上层甚不便，我搬睡地板，铺一席已无隙地，旁置面盆一备吐，茶壶一供止渴。开着舱门，略通空气，姨母时刻叫小心茶壶面盆，怕我倒翻。我素有晕船晕轿之病，坐海船此系初次，房舱颇不洁净，更为不惯。离家时一股勇气，中途已想起家来，暗自流泪，惟不肯告人示弱。舟抵烟台，始能起身，小贩上来兜售水果，均价廉物美，苹果、葡萄、梨，鲜美为家乡所少有。出门至此，已是北地风光，传说中北方生活之苦，存有戒心，不想天产之佳，气为之振。江浙同学均不能国语，仅周道如曾客他乡，胡佩芝（永瑞）是安徽人能说官话，大家恃为护符；官话即普通国语。当时我们旅行最苦的一件事要自倒马桶，用铺盖索结住桶柄，向海一抛；这工作在风浪摇摆中，姨母和别的年长同学合作，怕我失足，不让我做。若干年后，始知船上有大餐间设备最好，还有官舱亦比房舱为洁净，当时只知有统舱，比我们还要不如。我们虽有若干不便，但全舱尽是同学，一星期朝夕相共，家庭和个性都已熟识。后来在校，出入相照料，疾病相扶持，人人感觉第一期同学间感情特厚。我们到天津的一天，在紫竹林码头登陆，天只小雨，霎时大雨倾盆，抵校水已没膝，候行李下午始到。自晨过午，大家忍着湿，天津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

天津本一滨海卫所，自通商辟埠，增加地理上重要性，地方日趋繁盛，其繁盛仅次于上海。与上海有不同点，上海的繁盛向租界附丽，天津则与租界抗衡。租界刺激了社会有心人，乘北洋大臣项城袁世凯权位之隆，在其治下，一时兴教育、办实业，为全国各地之冠。天津的警政亦有名，治安可靠。吾人于历史对项城有不可恕的地方，然他这段在北洋总督任内所办的新政，是不能抹煞的。其间有一位热心而“为而不有”的严范孙（修）先生——那时我还不知其事——是与这些新政的举办大有关系。他是项城所敬重的一个朋友，家住天津故城，后来人们纪念他，称他所住的街为严翰林胡同。他的严氏家塾即后来的南开大学，他与别处提倡地方事业的人不同，只鼓励和成就别人做，而自己不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