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功名起鹊洲（第8/9页）

蔡兴宗此时是刘彧最器重的谋主，平叛之战中提出的“镇之以静、罪不相及”的政治决策成为定海神针。被巨大胜利冲昏头脑的刘彧执意要派五万甲兵北上，向淮北宣示赫赫武功。蔡兴宗百般劝阻，薛安都已经投降，这不是逼人造反吗？哪里有用五万军队受降的道理。狗急了要跳墙，一旦薛安都投降魏国，后患不浅。那么多叛乱诸侯均已赦免，难道差一个薛安都？

刘彧不听，傲然道：“诸军猛锐，何往不克！”他永远记得薛安都说的那句话，“无论攻围取胜，自可拍手笑杀。”倒要看看薛安都如何拍手如何笑。

薛安都是一员虎将，元嘉北伐立过战功。他与北魏帝国联手的威力不亚于一颗原子弹，刘宋皇朝的疆域大大缩小了。

当宋军对彭城发起攻击时，发现北魏军队已经入城。时值寒冬，风雪交加。江南人乍到北方，不适应严寒的冬季，大批大批的士兵冻死，冻掉手指脚趾的不计其数。宋军再坚持下去，只有全军覆灭。沈攸之与张永决定放弃攻城，趁着夜色遁逃。泗水河冰封，船只无法移动，宋军弃船步行而逃。

天明，薛安都与北魏大将尉元夹击宋军，鲜卑铁甲骑兵反复冲击宋兵单薄的身体。没有手指脚趾如何作战，宋兵死者数以万计，枕尸六十余里。沈攸之与张永独身逃回，淮北四州丢失。

刘宋皇朝与北魏帝国的“淮海战役”以南朝惨败结束。刘彧得到败讯，对蔡兴宗哀叹道：“我太对不起你啦！”刘彧一时骄傲犯下的错误，最对不起的并非蔡兴宗，而是山东百姓。

徐州失守，刘宋皇朝失去了陆路与山东地区的联系，北魏名将慕容白曜进入山东，连拔四城。山东告急，刘彧急令沈攸之攻打彭城，打开通道。沈攸之以清河、泗水干涸，无法行船、粮运不济为理由，拒绝出兵。使者往返七次，刘彧大怒，严令沈攸之北进，若再不进，临阵换将。沈攸之无奈之下领兵北伐，没有水军掩护的宋军大败而归。

慕容白曜屡战屡胜，长驱直入，山东守将沈文秀坚守最后一座城市东阳（今山东青州市）。将士们昼夜苦战，甲胄生虮虱，无人叛逃，三年不见朝廷援兵，粮尽城破。

至此，山东全境、淮北四州、淮西九州尽落鲜卑人之手，魏国边境划至淮河。

用“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来形容刘彧一点不过分。刘彧把外部事务搞砸了，便集中精力处理内务。一个又一个的亲王和大臣死在毒药之下，他用毒的手段不亚于西毒欧阳锋。

陆 湘宫寺

刘彧非凶狠暴戾之人，生得白白胖胖、眉目慈善，喜欢读书，爱好文学，写就一笔好字，是位风度儒雅的书生。好佛，性情温和，不轻易动怒。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在南北朝达到一个鼎盛期。中国禅宗始祖菩提达摩自天竺来到江南，一苇渡江而至嵩山少林寺，便发生在南朝梁武帝时期。在此之前，大江南北，塔寺林立，佛教已是相当昌盛。

当时的中国存在三种文明，中华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佛教文明和游牧文明（鲜卑本部文化）。佛教广泛参与到政治中，佛图澄、释道安、鸠摩罗什、慧远、昙曜，甚至包括支妙音，均可谓帝师。文明冲突导致太武灭佛，而文成帝拓跋濬一上台就着手修建云冈石窟，佛教在北方复兴。献文帝放弃帝位做太上皇帝所居住的鹿野浮图甚至堪比天竺的佛教圣地。佛教之所以未能像西欧的基督教那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汉化有关，这个后文再谈。

与北方鹿野浮图交相辉映的是南朝的湘宫寺。它是刘彧出资在故第湘东王府基础上修建的，极为壮丽。王宫改成寺院，足见此人心之虔诚。佛家讲造浮图有功德，就是建宝塔。有句俗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刘彧想建造十级浮图。可能当时建筑技术达不到要求，分开来建了两座五级宝塔。刘彧很得意，引以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