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出走与远征（第4/9页）

洪秀全内心当然对此不满意。

“太平天国是天王的，怎么最近石达开在社会上受到那么大的欢迎呀！这肯定是石达开和他的亲信们有意煽动起来的。”天王身边的人说。

自东王、北王内讧后，天王渐渐失去了对部下的信任。洪仁达和洪仁发抓住天王这种心理，积极进行活动。石达开派和反石达开派由此产生。石达开获得一般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反石达开集团则以洪仁达和洪仁发为中心。

与此同时，广州断断续续响起了炮声。

鸦片战争后，广州迟迟未能解决洋人的“进城问题”。根据《南京条约》，洋人可以自由进出开放口岸城市，如上海，但广州不行。

洋人有“进城”权，为何不能进入广州？

“广州居民强暴躁急，无法保障洋人的安全。”这是清政府给出的理由。

三大条约国的外交官接受了本国国民被拒绝进城的现状，并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进城了。事实上，不仅是广州城里，就连设在城外的外国商馆区域也不能说是很安全的。但这并不能全怪广东人强暴躁急，因为洋人也相当粗暴。一八四六年曾发生过一件事：洋人嫌卖水果的摊贩叫卖声吵闹，不仅踢翻了水果摊，还把摊贩吊在商馆内，附近居民闻讯赶来，要求烧毁商馆，最后清军出动，骚乱才平息。

因此，虽然进城是受条约承认的权利，但不能行使，洋人自己应负一半责任，所以外国领事们也有所抑制，态度不敢过硬。在鸦片战争前，洋人在中国居留和贸易，是通过清朝政府恩准而获得承认的，所以外国商人态度比较谦虚；然而《南京条约》后，这种权利变为合法，洋人一下子傲慢起来，纠纷不断出现。

一八四九年，当时的英国驻清公使文翰曾在虎门同两广总督徐广缙就进城问题进行过谈判。文翰认为，鉴于目前洋人进城有困难，这个问题决定不涉及，意思是保留这个问题，但并没有打算放弃。清方却把英国公使的发言理解为放弃进城权。担任翻译的是欧兹拉夫，他连中国方言都能运用自如，想来是文翰的发言中确实存在含糊的地方，因此，文翰受到了首相的谴责。

除了进城问题，英美全权公使同两广总督在广州城内会晤谈判的问题，也悬而未决。未解决的难题多，若能统统解决掉，就在外交上立了大功。帕克斯为求功利，在亚罗号事件中大卖力气是必然的。帝国时代的列强外交官，把保护和扩张本国权益看成主要任务，把同对象国的友谊看成是次要的。帕克斯后来由驻日公使晋升为驻清公使，最后死在北京。他可能已达到了自己的愿望，但很难说他获得了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好感。帕克斯驻日公使时期，一贯严厉推行和反对修改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

文翰去任后，驻清公使兼香港总督一职由包令继任。包令当时六十四岁，他四十三岁时当选为下院议员，主编过《威斯敏斯特评论》，是《边沁全集》的编者，因此，虽然他是一名政治家，但文化人的身份反使他更有名。他缺乏外交经验，但主张对清采取强硬政策。从这意义上来说，他跟年轻的帕克斯是一对好搭档。

“不打仗才怪！”连维材一知道亚罗号事件时就这么说。

清方负责人也换为叶名琛。他由广东巡抚升为两广总督，虽是文官，却以铲除地方土匪而闻名。对于帕克斯的要求，叶名琛回答：“带走的水手中已弄清两人是海盗，另一人可疑，除这三人外，其余九人命该官吏送回船。”

帕克斯拒绝了这一答复：“必须全部送回。”他认为亚罗号是英国船，内部的事英国有搜查权和裁判权，即使其中有海盗，也须由英方调查和讯问，因此强硬要求引渡全部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