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崎夜谈（第2/9页）

岛津藩的走私对象主要就是金顺记。连理文去琉球也是为这事儿。另外，他还担负同萨摩谈判的重任。岛津藩琉球馆的大久保利世，就是对方的负责人之一。理文和他的儿子正助成了好朋友。

按惯例，四号船会在坊津卸下和岛津交易的货物，然后开往长崎。连理文有事要去长崎，于是决定乘坐这艘船。为他送行的青年正助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大久保利通[2]，而当时，正助在岛津藩记录所担任见习文书。

四号船甲板上锣鼓喧天。为庆祝安全抵达，举行这种热闹的仪式已成为惯例。唐船先在港外下碇，等候长崎衙门处理。不一会儿，岸边划出几十只小船，给唐船拴上缆绳，将其引如港内。入港后，唐船再次下碇，锣鼓再次响起。等锣鼓声停，长崎衙门的检查官和通事们便登上唐船。他们把写着禁令的木牌挂在桅杆上。禁令是以日文写成的，由通事译成汉语，念给船上的人听，主要是关于天主教的事。

念完禁令就是办入境手续，即检查信牌、货物单和花名册。连理文是在萨摩海面上船的，但花名册上写着他是从清国上船的。货物单是开船之前就做好的，去掉了给萨摩的货物，这就需要事先和岛津当局商谈交易数量——这也是连理文的工作之一。

出示证件之后，就是那个有名的“踩圣像”考验，通过者才可上岸，但上岸后不能在街上随便走动。荷兰人在出岛，中国人在唐人坊。其实，元禄以前，中国人和日本人在长崎是杂居的，这或许是因为中国人不太信天主教，幕府比较放心。不过，这直接导致了私人间的秘密交易。再加上康熙帝对耶稣会采取宽容政策的消息传到日本，幕府提高了警惕，开始关注中国人和天主教的关系。

唐人坊建于元禄二年(1689年)，位于长崎十善寺御药园地(幕府的药草园)，面积为九千三百七十三坪[3]，比荷兰人居住的出岛（不足四千坪）宽敞多了。荷兰人把出岛称作“远东监狱”，因为他们一步也不能离开；中国人若要参拜寺院，在官吏陪同下，还是可以走出唐人坊的。

虽然外国人被圈在一个地方，但他们可以叫妓女进去，以解在异国的寂寞。长崎丸山的妓女分为“挣荷兰钱的”和“挣唐人钱的”。海上航行艰苦劳累，要说有什么愉快的事，那就是玩弄玩弄妓女了。“踩圣象”一结束，商人和水手都露出了喜悦的神色。经常往来这条航线的人大多有各自相好的女人，有些船主甚至还有“长崎老婆”。

连理文兴致勃勃地朝唐人坊走去。他是初次到长崎，自然没有相好的女人，令他激动的是他知道哥哥哲文比自己早一步到了唐人坊。连哲文比连理文大两岁，他已脱离家业，专心从事绘画。半年前，他从宁波乘坐以“郑朗伯”的名义领取信牌的第一号唐船来到长崎。原则上，商人、船主和水手只能在长崎留居数月，然后乘原船返回。但有的中国人是受长崎地方长官的非正式邀请而来的，他们可以长期居住，比如某些医生、画家、文人和僧侣。据说哲文是因为听了同行画家的介绍才产生了来日本的念头。他毕竟是艺术家，喜欢四方云游。他曾一度待在苏州，但就连近在上海的理文也很难见到他。

“已经三年没见面啦。”在去往长崎的船上，理文扳指一算感叹起来。他上就要三十岁了。一想到年龄，脑中就会浮现亡妻的面容。妻子面孔修长，身材苗条，到死都没失掉孩子气。对，她长得很像正助。在前往唐人坊的路上，理文终于发现了自己对正助怀有好感的原因。在鹿儿岛，他和正助的朋友也有来往，他们类型各不相同，比如一个叫西乡吉之助（西乡隆盛）的青年，身材魁梧，性情稳重。理文虽觉得他是个有为青年，但总觉得不如正助亲切。跟正助分别时，理文曾把魏源的《海国图志》送给他。正助翻看了几页，低声道：“我想让吉之助也看看。”《海国图志》是鸦片战争后不久，魏源根据林则徐提供的资料所写成的。在书中，魏源叙述了世界形势，并主张中国必须推进近代化。确实应该让西乡吉之助这样的青年读读这本书，不过理文只想到了要送给大久保，而没想到西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