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组织起来：计划文学的萌芽（第3/8页）

文学，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讲，本来是最无组织、最无计划的。《文心雕龙》云“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然而，由自然情意生发出来的文学进入社会人生的大系统后，与这个系统的其他要素彼此作用，便产生了相互制约的复杂关联。所以，文学一方面是混沌的，另一方面又是有序的。它的混沌或有序与整个社会的演进状态保持着密切而微妙的关系，故《文心雕龙》又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漫长的古代文学史上，文学的主要社会作用是“原道”、“征圣”、“宗经”，对维系社会统治发挥辅助教化的功能。然而近代中国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撞击以后，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残酷而悲壮的现实境况中，这个民族开始意识到，不富强就无以生存，而不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就无以富强。这个民族不是没有资源，不是没有钱财，不是没有技术，不是没有骨气，更不是没有人力，没有精英，而是没有把这一切集中起来进行有效运作的一个体制。因此这个国家才四分五裂，兵连祸结。而要建立起一个集中全民族精神能量与物质能量的体制，首要的一点和标志性的一点在于，这个民族的话语必须统一，思维模式和情感方式必须统一。无论对于民族的前途来说是悲剧、喜剧还是闹剧，这都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严峻现实。表面看去专制无比的封建政府，实际上远不能控制和领导纵横万里的泱決大国。现代型的民主国家，权力虽非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里，却能集中在一个“民族意志”之下，为本民族的利益而运作。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理性”问题。只有在理性的筹划与监控之下，这样的现代权力才能诞生和成长。于是，“组织起来！”就成了国家富强的第一要著！

10个军人可以消灭100个武装平民，因为军人是有组织的；一个生命可以抵御亿万病毒的侵袭，可以愈合肌体创伤，可以大量占有和毁灭非生命物质，因为生命是有组织的；一个政党可以从无到有，从星星之火到療原烈焰，因为政党是有组织的。“组织”的威力随着工业革命以来科技的飞速进步愈来愈为人们所发现和重视。石墨和金刚石是由相同的元素所构成，区别只在于“组织”方式不同。20世纪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系统论、结构论思想的发展，“整体”的观念、“组织”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一个劣势系统如果要赶超优势系统，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最佳的选择便是调整自身的组织方式和组织状态，因此当一个落后民族发现自己的组织状态很糟糕甚至根本谈不上有组织时，它自然会从心底迸发出一声呐喊：“组织起来！”从清王朝的覆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38年间，正是中华民族重新建构自己的组织状态的大调整、大转型的历史时期，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意识形态，总体的趋势都是走向组织、走向计划。1921年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则标志着民族文化中最自由的一部分也开始列队看齐——计划文学萌芽了。

计划意味着效益。文学研究会其实还谈不上具有详细的计划，只是有一份大体的粗线条的纲领而已，但他们凭此就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战果。

在创作上，文研会标举“为人生”的大旗，普遍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注重文学的真实性，注重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成就，写出了包括“问题小说”、“乡土小说”等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优秀作品。

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超人》、《悟》提倡：“世界是爱的，宇宙是大公的，因为无论何人，都有一个深悬极爱他的母亲。……有了母爱，世人便随处种下了爱的种子。”这是冰心问题小说最显著的特色。而庐隐的《海滨故人》、《或人的悲哀》则与冰心相反，充满了苦闷、焦灼和冰冷、仇恨。许地山的《命命鸟》、《商人妇》、《换巢鸾凤》，是“穿了恋爱的夕卜衣而表示了作者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宣扬一种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同时又积极向上的处世哲学。王统照的《微笑》、《沉思》，叶绍钧的《隔膜》都是赞颂“美”和“爱”对于人生的力量。这些“问题小说”有的发表于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但文研会倡导“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使问题小说在1921年达到了创作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