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狂飙歌（第5/16页）

1944年11月7日，东京鸭巢监狱——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收押甲级战犯的监狱——对佐尔格和尾崎秀实执行绞刑。这一天是苏联的十月革命纪念日。佐尔格要求让自己死在这一天。

佐尔格死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是无名英雄。苏联政府一直不承认他与苏联有任何关系。1964年，佐尔格牺牲整整20年后，苏联政府正式授予他“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英雄”称号，并颁发列宁勋章；佐尔格的诞生地巴库市一条街道被命名为“佐尔格街”，一艘油轮也被命名为“佐尔格号”。1965年，苏联政府还发行了纪念佐尔格的邮票。不论与白求恩相比还是与佐尔格相比，李德什么也不是。

李德1974年去世。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哪一届德国政府想起来给他立座雕像，作为中德友谊的象征。也没有哪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会认为他是中国革命的英雄。

但他却同样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作为在白色恐怖环境下进入中央苏区的唯一一个外国人，他比白求恩担当着更大的风险。

而且他全程参加了中国革命中最艰苦卓绝、使中国共产党人凤凰涅槃般再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为中国革命了贡献了七年多时间，共同走过了一段最艰难的历程，比佐尔格经受过更大的磨难。

但他被捧得太高了。他从极高处重重地跌落下来，摔得粉碎，再也没有可能成为白求恩和佐尔格，只能成为任何一个研究中共党史、中国工农红军史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史的人都想和他算算账的李德。

20世纪90年代，中国又从德国请来了一个洋教练施拉普纳。

当时足球正在变为中国最关心的运动。邓小平看，江泽民看，普通老百姓更看。赢了球一边欢呼一边看，输了球一边咒骂一边看。如果看半天没有进一个球，双方踢得软不塌塌，发誓说下回再不看了，下回一打开电视机，又坐在那儿呆呆地看。

看了20年，中国足球水平也未被看上去。

于是换教练、选教练、请外国教练。

于是来了施拉普纳。本来找个洋教练，是想详细了解国外的训练情况，学点儿先进的训练方法，但众人却以为来了个大救星，新闻界添油加醋把他捧得高而又高，大报小报“施大叔”、“施大爷”一通猛叫，硬把一个人弄成了一尊神。

施拉普纳带的队伍还是输了球。眼看他也不过一个凡人，“施大爷”的称呼也变成了“施老头”终而“死老头”。

施拉普纳与李德同乡，同是德国人。他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他训练严格，要求标准高。但到中国来教球，对中国的文化、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都不是很了解，也无法翻手之间就能使中国足球起死回生。

当初就是寄希望于李德，希望他带来先进的战略战术粉碎蒋介石的“围剿”。

虽然不过是足球，20世纪90年代的施拉普纳，也颇像20世纪30年代的李德。

先把外国人捧足、后把外国人骂足的我们，真正的教训是什么？又在哪里？

李德尴尬地夹在北洋水师的汉纳根和国家奥林匹克队的施拉普纳之间。

毛泽东1949年写一篇《别了，司徒雷登》。

1939年，他却没有写一篇《别了，李德》。

20世纪90年代，更无人去写《别了，施拉普纳》。

无人写，也没有关系。

1888年诞生的《国际歌》就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还有那个“九一八”事变的急先锋、昭和军阀集团中最富战略头脑的石原莞尔。

1931年因为不能直接吞并中国的东三省，石原莞尔声泪俱下。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的态度却发生了奇妙的转变：不赞成扩大侵华战争。

当时石原莞尔已由关东军作战参谋跃升为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陆军大臣杉山元夸下海口“一个月左右解决事变”，石原莞尔却不这么看。他觉得以张学良的东北军为敌、以蒋介石的中央军为敌，日本军队都有把握战而胜之，但以整个中华民族为敌就非同小可，日本将很难从其中脱身。他主张把准备对苏联作战放在首位，不能再扩大侵华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