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历史与个人（第25/29页）

因为的确要充分考虑到张国焘的煽动能量。

当初凯丰大段引用导师话语、以一篇《列宁论联邦》反驳张国焘时，张国焘一句“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就在土生土长的四方面军中，把几个莫斯科毕业的中央领导者划出去了。这方面，张国焘确实是老手。与二、六军团会合后，他会不会也用同样的手段？会不会把他与中共中央的分歧简化和煽动为中国革命中“土”与“洋”的分歧呢？

应该承认当时条件下，这是一发分量不轻的炮弹。

果然，两军前锋刚刚会合，张国焘就派出“工作团”，向二、六军团散发小册子，散布党中央有错误、单独北上是逃跑等舆论。

当时一些具体情况，今天已经不可能知其详了；但从一些回忆中，仍能看出斗争的复杂与尖锐。

六军团总指挥萧克回忆说，他在甲洼与四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合后，曾盲目相信了张国焘追随者制造的舆论，“但当我见到朱总司令，他诚恳地向我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就改变了态度。”

萧克参加过南昌起义、参加过湘南起义，是参与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创建的老资格人物之一。这样的同志对张国焘追随者的宣传尚一时不能分清，可见那种宣传的煽动性还是相当强的。

不仅萧克，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后，长期跟随毛泽东、支持毛泽东的林彪，听到旁边有人说张国焘路线不对时，也反驳说：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

林彪说话时还拍了桌子，把桌上的盘子也打翻了。

张国焘的影响能力与煽动能力，绝非我们今天想象得那么低能。

所以更可见朱德苦口婆心工作的可贵。

为澄清事实真相，朱德又同六军团政委王震整整谈了一个晚上。王震回忆说：“在甘孜休息时，张（国焘）一个一个把我们召去谈话，送给我四匹马，给我们戴高帽子，说我们勇敢、能打”，“张认为我们是娃娃，想把我和萧克及六军团买过去，反对毛、周、张、博”。与朱德谈完话后，王震明白了要同张国焘斗争。

二军团上来后，朱德、刘伯承又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秉烛长谈，告之一年来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的经过。朱德回忆说：“任、贺来了，我和他们背后说，如何想办法会合中央，如何将部队分开，不让他指挥。贺老总很聪明，向他要人要东西，把三十二军带过来了，虽然人数少，但搞了他一部分。”

假若没有在红军中有巨大影响力、并及时通报情况且苦口婆心做工作的朱德，情况又会怎样呢？

若无留在四方面军中的朱德、刘伯承，张浩的担心、中共中央的担心，就很有了几分道理。各路红军达成统一起码需要更多的时间、遭受更大的损失、走更长的弯路。

而在当时世界的东方各种矛盾趋于沸腾、新的战争形势和革命形式已迫在眉睫之际，中国共产党人手中还能掌握多少机动时间呢？

幸亏历史不是假设。

毛泽东并非对二、六军团不了解，尤其是对贺龙。

通过两把菜刀闹革命，毛泽东很早就知道大名鼎鼎的贺龙。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八千余人编为1个师，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但不足20天，部队就垮了一大片，只剩下几百号人。

大量减员很大一部分是逃跑所致，尤其是领导干部领头逃跑。

师长余洒度借口到省委汇报，首先离队。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余洒度逃跑以后，部队在到达宁冈进行了改编。陈浩被任命为残余部队的指挥官，约有一团人，后来他也叛变了。”编为一个师，师长跑掉了。编为一个团，团长又要逃。不仅仅团长，还有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都要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