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陷落（第7/26页）

恰恰这时来了个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奥托·布劳恩。

博古把他的这个熟人留了下来，权充作自己那条并不稳固的船上的水手长。

这一年奥托·布劳恩31岁，长博古7岁。

从1932年初到1933年初，博古与奥托·布劳恩在上海整整相处一年。一年之中，两人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了些什么看法？怎样评估苏区的武装斗争？如何使这一斗争再进一步发展？现在已经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了。此后的事实说明，这段时间使博古对奥托·布劳恩建立了绝对的信任。

很快临时中央在上海也待不住了。1933年春，博古去中央苏区。他动身前提出要奥托·布劳恩一同去。布劳恩并不缺乏去苏区的勇气，但他有自己的考虑。作为一个曾多次从危险中脱身的国际革命者，他并不害怕前方可能出现的艰险。况且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简称弗雷德）正在来上海途中，博古走后他在上海将很快无事可做。这些都是他愿意跟博古去苏区的理由。

不能去的理由只有一个：他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人，不是共产国际的人。所以当尤尔特代表远东局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

他要凭借这个指示，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

事情并非奥托·布劳恩想象的那么简单顺利。他后来回忆说，“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到底是几封，他也说不清。

隔了一段时间，直到博古临离开上海前，才收到共产国际正式且含混的答复：

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共产国际似乎是要通过这个指示让远东局、中共临时中央和奥托·布劳恩明白两点：

其一，作为顾问奥托·布劳恩“没有指示权力”，仅仅具有建议权；

其二，作为顾问奥托·布劳恩并不受托于共产国际，只受托于中共中央。

显然，共产国际没有帮助李德完成身份转换。只是要求中共临时中央对自己选定的顾问负责。布劳恩后来说，“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共产国际从来不直接对他发出任何指示电报。他与共产国际也从来没有建立直接联系。真正由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弗雷德从上海给李德发电报，也只是把他当做一个帮助了解情况的临时助手而已。

一直到进入苏区，布劳恩也知道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微妙。在苏区的军事会议上起初他一再说明，他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但博古不容他这样讲下去。在介绍他的第一个欢迎会上，热情洋溢的博古便展开了他的演说才能：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特别会议，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同志。”“为了保密和顾问同志的安全，会后对他的称呼一律用中文的‘李德’，不得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李德同志是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深切关怀与巨大支援，也体现了这位老革命家和军事家国际主义精神和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

博古给予了他“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这把尚方宝剑。还给他戴上一连串“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老革命家和军事家”等光彩照人的帽子，还亲自给他起了个中国名：李德。

从此，奥托·布劳恩以“李德”这个名字，进入中国革命史册。

作为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人，博古进一步说明，李德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身份列席中央及军委会议，参与党和红军各项方针决策的研究和制定，特别对军事战略、战役和战术，负有指导和监督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