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3/15页）

由此可见，淮军裁减到约3万人，而且分布在中国北部和中部，但是它仍然在李鸿章及其朋友们的控制之下。

清朝前期，战事结束之后，如白莲教起义和鸦片战争结束之后，遣散团练而由绿营专责国防已成定例。然而，到了1868年，这一定例却已经不可能再坚持下去。国家用了18年的时间平息叛乱，原有绿营军队半数以上已被消灭，余者多半亦已离开绿营加入团练，因为“勇”的待遇优于“兵”。其结果是，绿营兵数减少了约90%。纵使绿营不久即得到恢复，但是它再也没有能力在大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作用了，而是降级为担负地方巡查任务，其作用与现代警察相类似。淮军和其他勇营则担负起国防重任，驻扎在通都大邑，称为“防军”。原来纯粹是地方武装的团练军队，现在实际上成了中国的正规军。但是，这些地方武装在训练、装备及一般组织形式上并不统一，每一支地方武装都是某一地方疆吏控制的私人军队，兵部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全部兵员人数。[22]

1870年，李鸿章移督直隶，他的军队随之调防，此后25年间，他的军队一直是中国主要的武装力量。这支军队的人数保持在3万人左右，采用近代军事技术训练并装备以最新式的欧洲武器。如果能得到各省的支持，李鸿章希望使之成为国家军队。[23]但是本位主义和个人效忠使他的希望成了泡影。然而，他的军队毕竟取得了高于一般地方军队的重要地位，控制着长江以北、满洲以南的中国，而且，在发生危机的时候，他的军队还被用于中国南方甚至国外。1874年中日台湾事件中，淮军有6500人被派往台湾接受沈葆桢的调遣。沈葆桢乃李鸿章旧友，由于李鸿章的荐举，他当时已被任命为办理台湾事务特命钦差大臣。但是，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应付措置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手中，尽管这次军事行动是发生在南洋大臣辖区内；南洋大臣甚至并不把它当作是自己应该管的事。[24]在1882—1885年朝鲜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凡是用来维持秩序、平息暴乱，阻遏日本的中国军队均来自淮军。

为了使自己不完全依赖于淮军，为了将军队的控制权收归中央，叛乱平息以后，清廷做了微弱的尝试，即建立了练军，这是一支特地用外国方法训练的军队，其士兵选自绿营。清廷指望它能同化各式各样的地方军队如淮军，与八旗和绿营一起，组成国家经制军队。然而，练军各部被派驻各省，置于各省提督控制之下。由于练军大部驻扎在直隶，加之李鸿章能够做到让他的人担任提督一职，因而，他就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控制了练军。此外，驻扎北京的练军及驻北方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的军火取给于李鸿章的天津机器局，而且，练军的规章及组织形式乃是仿效曾国藩湘军而来，因而，个人效忠这一因素也就成为这一国家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李鸿章就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来搅乱中央政府的计划，使其永远依赖效忠于他个人的淮军。李鸿章的军队巩固了他的地位，而他对皇帝的忠诚则保证了他的军队会服务于中国。[25]

在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中国政界，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并保住其职位，光拥有军队是很不够的，尽管它很重要，位高权重的朋友也是必不可少的。1862—1872年间，李鸿章一步步成为一个重要的封疆大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曾国藩及其在地方和中央位居高官的朋友们。在这十年中的七年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辖区包括安徽、江西、江苏三省，其余三年，是李鸿章和马新贻（李鸿章在福济手下供职时他任合肥知县）先后出任此职。因而，在这严酷艰难的十年间，担任中国最富庶地区的这一十分重要的职务的不是曾、李，便是其密友。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特意安排的。1865年曾国藩奉命剿捻时，他想方设法要让李鸿章坐镇南京以保证其军需供应。也正是在他的建议下，1866年底他和李鸿章对换了位置。1868年曾国藩移督直隶时，李鸿章已是湖广总督，因而马新贻被任为两江总督。这样，从1868年到1870年，中国最重要的三个地方职位就掌握在了李鸿章及其师友手中。天津教案和马新贻被刺[26]引起的人事混乱使得李鸿章向朝廷施加压力，让曾国藩回南京两江总督任，而不是让他退休进京当大学士[27]；尽管李鸿章现任直督，但是他在长江一带仍还有利益，因而希望有一个他可以依赖的人出督两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