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4/9页）

既然李鸿章已经得到官位，我们就不能再将他看作是曾幕成员了。但是，作为江苏巡抚，他仍然是曾国藩辖下的属员，因为曾国藩是两江总督，管辖着安徽、江西和江苏三省。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也依然存在，他们之间的合作更加亲密。在往返于上海和安庆的信函中，他们讨论军事战略、财政措施、人才的延揽和提携、驭外的方法等等。他们之间的关系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友好的，李鸿章将曾国藩作为上级来服从。但是，事情一旦涉及到淮军，李鸿章则满怀戒备地保卫他对淮军的权利。1862年，曾国藩扣留了淮军新招募的九个营，用以保卫安徽的无为和庐江，这时，李鸿章一再坚持要曾国藩放开这九个营并将其送往上海。因为那里没有其他军队可依恃，也因为曾国藩觉得当时太平军的威胁在安徽而不在上海，所以他继续扣留着这些军队。李鸿章则仍然坚持它们应被放开，曾国藩最后只得默许，他写信给李鸿章说：“鄙人多年在外，屡经挫败，故常有无礼之葸，过计之忧，伏希亮鉴。”[42]

李鸿章和左宗棠既已分别在江苏和浙江站稳脚跟，作为最高统帅的曾国藩，现在便有了两支新的军队配合他的主力部队——这支部队由他的兄弟曾国荃率领——沿长江向东推进，太平天国面临三路围困，清王朝开始走好运。李鸿章是三路军队中最早完成任务的，即光复了江苏省。在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及其“常胜军”——这支军队在华尔死后由“中国人”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率领——的帮助下，李鸿章于1863年12月5日收复省城苏州。在收复了江苏的其他地方后，李鸿章奉旨马上率部去援助正在围攻太平天国都城南京的曾国荃部。

李鸿章此前从未回避过任何棘手的任务，也从未逃避过责任，但是这一次他却迁延不前，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李鸿章由于态度不积极而受到朝廷的指责，这时，曾国藩意识到了背后的原因，于是站出来替他辩护：“李鸿章平日任事最勇，进兵最速，此次会攻金陵，稍涉迟滞，盖绝无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让功之心，而不欲居其名。”[43]曾国藩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已经将南京包围，显然，南京不久即可攻陷，李鸿章不想在这最后一刻出兵参战以分享属于曾国荃的荣誉。作为最高统帅的曾国藩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有责任命令李鸿章进军南京以加速其陷落，但是，若这样做，实际上则是在攫夺一部分他兄弟应得的奖赏。李鸿章能体谅人，对于涉及到的诸种因素洞察敏锐，因此，他能够给曾国藩“留面子”。曾国藩对李鸿章此举非但无不快之意，反而站出来为他辩护，这一事实证明李鸿章对形势的理解是正确的。[44]李鸿章此举适与左宗棠在太平天国幼主洪福[45]逃跑一事中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南京陷落之时，据报原太平天国天王的继承人幼主已在城陷后的大屠杀中被杀，曾国藩信以为真并据以上报。数日后，左宗棠的探子向左宗棠报告说那小孩还活着，有人看到他进了湖州。左宗棠将这一情况上奏皇帝，皇帝将其奏折发交曾国藩查询此事。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是想使他难堪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因此勃然大怒，上奏痛斥左宗棠，坚持说太平天国幼主洪福已死。皇帝又把曾国藩的奏折发交左宗棠查询究竟，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批驳也勃然而怒，又上了一道措词十分激烈的奏折攻击他的主子。皇帝再次把左宗棠的奏折发交曾国藩，很明智地劝解双方忘掉此事。同时，洪福被捕，遵从曾国藩的意愿，他被秘密处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李鸿章而不是左宗棠，他很可能会将那个小孩悄悄处死而不去报告朝廷，然后再谨慎周妥地将曾国藩的这个错误告诉他本人。[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