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2/9页）

中国人素性看重地方观念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这就削弱了忠于中央政府的观念，而这对一个想维持战斗力的中央集权军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850年太平军起义爆发时，清军内官兵之间、此军将领与彼军将领之间没有丝毫的互助互救或相互合作意识。这支军队缺乏内聚意识，缺乏目的性，胜则相忌，败不相救。统率军队的钦差大臣和战事所在地的广西巡抚彼此龃龉，给军队发布的命令互相冲突。[7]不用说，清军与起义军一接仗便四散而逃。随着起义军的发展，朝廷方面唯一有用的武装力量是地方团练，这一点很快便明朗化了。团练是由地方人士发起和组成的，目的是抵抗起义军和土匪，保卫家园。正是这些武装团体很快成为清政府依靠的对象。

命曾国藩办理团练的谕令发布之时，太平军正在攻打湖南省城长沙，朝廷充分认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意欲创办更多的团练支撑该省的防务。当时，曾国藩正在湖南湘乡老家丁母忧。[8]起初，他不想承担组织团练之事，因为他觉得不宜墨绖从戎。然而，皇帝认为，出而纾国难就是最大的孝，为国家建功立业肯定能够告慰他母亲的在天之灵，以此反驳他的辩白。[9]可是曾国藩仍旧踌躇不前，这是因为他意识到，他的努力可能会受到他不得不倚靠的当地官吏的冷遇。但他最终还是听从了朋友们主要是郭嵩焘的劝告，同意出山。1853年1月26日，曾国藩启程离家去与该省巡抚商议兴办团练事宜，郭嵩焘陪同前往，成了他的第一个幕友。[10]

曾国藩已经看到团练剿匪卓有成效，也认识到了绿营兵净吃败仗的原因。他建议以江忠源和罗泽南的团练为核心，建立一支新军队，个人效忠应作为联结这支新军队的原则。[11]他的目的在于创建这样一支军队，在这支军队中，“忠义之气”为第一要旨，“诸将一心，万众一气”。为此，他认为有必要让每个将领以个人名义招募自己的部队。[12]

曾国藩的这支新军队被称为湘军，它以500人一营为基本单位。每一营分为四哨，辖于营官。营官之上设统领，统辖二至数十个营，这取决于他的能力。统领直接受制于大帅，即曾国藩。在这一制度下，曾国藩简选统领，统领简选营官，营官再去简选哨官，哨官才招募真正的“勇”。通过这种方式，将领与营兵互相熟识，他们来自同一地区，有互帮互助的感情和私人联系。营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犹子弟之卫父兄”[13]。用曾经时断时续地供职于曾国藩幕府的王闿运的话说：“湘军之可贵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率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14]

曾国藩对个人亲自招募一事坚定不移。他坚持，一旦某一统领因故改换，必须尽散其军，由新统领重新招募。他认为，为了保证“勇”听从新统领指挥作战，这是必需的。后来发生的几件事证明曾国藩是正确的。有几次，原统领调换后营勇没有遣散重募，结果，粗心大意的新统领丧了命，因为他的部队不为他作战，而是一见太平军便四散溃逃。[15]

湘军内部官兵之间的这种个人效忠由于“勇”得到粮饷供应的方式而更为加强了。因为湘军不是国家经制军队，因而其粮饷不能通过官僚体制的常规渠道供应。起初他们被迫依赖地方士绅的捐献，朝廷也曾下令湖广总督和湖南巡抚协助曾国藩筹集饷银。后来，湘军离开湖南赴外省作战时，户部虽曾保证予以支持，但并未能履约。[16]大部分粮饷要靠各将官自行解决，于是“就地筹饷”的办法普及开来。[17]每一将官都将当地饷源视为己有。他们控制厘卡，征收鸦片生产税和运输税，并向地方劝捐。[18]在最高层，1858年曾国藩征得户部同意，在湖口设立了粮台，负责收发粮饷；并得到允许，出卖从六品到九品荣誉官衔来赚取大量捐纳；1860年，又在江苏全境遍设厘卡。[19]曾国藩的密友和坚决支持者、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建立湖北总粮台，将其直接控制在自己手中以帮助曾国藩，该省全部赋税均由该粮台征收，所有支出也归其分配，中央任命的布政使被闲置一旁，对粮台的措置不能过问。[20]尽管有上述种种措施，湘军还是常常由于缺粮短粮而陷于困境，这就限制了它的发展。然而，“勇”们十分清楚他们的长官为给他们筹集粮饷付出的努力，因此，他们忠于的不是国家，而是与其同甘苦共患难的各自的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