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8/11页）

作为幕主私人聘请的参谋人员，幕友与中央政府没有隶属关系，不能被幕主授予任何官职，也不能以任何官方身份抛头露面。幕主坐堂审案时，刑名不得一同坐堂。[75]另外，幕友应尽可能不出衙门、不出住处。[76]对他们行动的这些限制，是为了防止他们在当地结成关系网以营私舞弊。

幕友在衙门里的地位使他们对地方事务有极大的权力，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左右幕主。由于他们用这种权力既可以为善又可以作恶，幕友和幕主双方的品质就成了至关重要的。操守严谨的幕主可以约束寡廉鲜耻的幕友，而品德高尚的幕友，如汪辉祖，则可以通过艰苦的努力，使贪赃枉法的幕主克己奉公。然而，一旦幕主和幕友双方都只替个人私利打算，贪污腐化之风便会肆行无忌。

一方面，幕府制度是应运而生的，中央政府从未予以正式倡导和批准，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并未被看作是非法的，中央政府也没有想取缔它。中央政府宣布，它对中国的一切人、一切事拥有绝对的权力，并决心实践这一权力，但是，一旦像幕府制度这样的情况成为既成事实，它也就承认了这一制度的价值，只是对官员加以约束，力图不使它产生弊端。乾隆七年（1741，应为六年——译者）上谕云：“外省官员事务繁多，势不得不延致幕宾，相助为理，然其中贤否不一，易滋事端。”[77]

中央政府严厉谴责的腐化行为是那些损公肥私行为。朝廷一再提醒官员们注意的是：幕主之与幕友的关系，幕友之于衙门中胥吏和当地人士的关系，不同衙门的幕友之间的勾结，以及幕友架空幕主。任何官员不得聘用亲戚朋友做幕友（乾隆元年、五年、二十八年、三十四年，嘉庆五年）；[78]官员任职之省份、或邻省500里之内之人，不得聘为幕友；幕主迁转新职，幕友不得相从；而且，幕友在幕满五年须得更换（乾隆三十七年、四十一年）；[79]新上任之官不得续聘前任之幕友（乾隆二十八年）。[80]总督、巡抚须将其幕友情况随时知照吏部，各省下级官员亦须将其幕友情况知照督抚，每年年终，督抚须将所辖省区下级官员之幕友情况呈报吏部（乾隆三十七年）。[81]各级官员不得向下级官员推荐幕友，亦不得从下属官员幕府中选拔幕友，也不得允许家庭成员推荐幕友（乾隆三十二年，嘉庆五年、八年、十二年，道光八年、十三年、二十七年）。[82]

皇帝还诫谕各级官员要特别警惕，禁止其幕友与其他衙门的幕友结党联盟，特别是禁止他们与其亲戚相勾结，禁止他们在当地联姻，禁止他们建立私业，禁止他们利用其在衙门中的特权地位恃强凌弱、炫耀于人，禁止他们向亲朋和其他官员泄露机密消息，总之，禁止他们与当地人士过于亲密（乾隆六年、二十八年、三十四年，嘉庆五年）。[83]“幕友交通作弊，实为害政之端，自应设法清厘，严行饬禁。”[84]

以上禁令，若有违犯，责在官员，处分轻则罚俸一年，重则革职，有时吏部会拟出更重的处分。但是，如果官员对违禁事件并不知情，或只有监察不力之责，处分则会轻一些。另一方面，若违禁事件情节严重，有关幕友亦一并由吏部予以处分。

以上是消极防范措施。从积极方面来看，为减轻官员对幕友的倚赖，朝廷对那些不用幕友帮助、自己处理政务的官员特予表彰。康熙帝就曾表扬赵申乔，尽管他历任过下至知县、上至巡抚数职，但是没有聘用过一个幕客。[85]乾隆三十八年（1763），朝廷要求各级官员应自行处理一切政务。[86]

为了使幕友对政府忠实无欺，雍正元年（1723），皇帝又在一道答复吏部奏陈的上谕中，要求各督、抚将品质优秀的幕客上报吏部，以备简选为官。[87]雍正十三年（1735）和乾隆元年（1736）又重申此谕，但这一谕令却又淹没在种种限制之中：幕友须公正无私，须连当幕友六年，须由推荐之官具保。更有甚者，他们须得参加由督抚举行的考试，然后再等候各省将考卷报部复审、评定等级，最后由钦差大臣选拔任命。[88]由于限制太多，加之经济拮据，并没有多少幕友从这些诏谕中得到好处，直到清朝晚期，这些限制大多已被废除或不再被严格遵守，上述情况才得以改变。[89]然而，这些诏谕赋予了督抚荐举幕友为官的特权，这种特权一直保留到清朝灭亡。这就是说，清朝官僚几乎从一开始就有个人任命下属官吏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