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察举的低落（第3/8页）

就史传所记，如光逸为博昌小吏，后得举孝廉；马隆史称其“出贫贱”，州举“才堪良将”，至东羌校尉；易雄“少为县吏，自念卑贱，无由自达，乃脱帻挂县门而去”，后仕郡为主簿，举孝廉；赵至父为士伍，辽西举计吏，后又举良吏；李含为“寒门少年”，陇西、始平两郡并举孝廉，后又举秀才；陈 身家“孤寒”，元康中郡举孝廉；熊远之祖为石崇苍头，本人仕县为功曹，后举孝廉又举秀才；苏峻为史称“单家”，得举孝廉；陶侃被视为“小人”、“寒宦”，亦为孝廉；陈敏得举廉吏，被斥为“七第顽冗，六品下才”。又如《太平广记》卷三一八引《异苑》：“并州祭酒桓回，以刘聪建元三年，于途遇一老父，问之云，有乐工成凭今何职?我与其人有旧，为致清谈，得察孝廉。”是以乐工之低贱亦得举孝廉。又如秀孝吴甫、杨旌、许孜、赵君平、董养、董联、刘沈等，既非名族，史传中其父祖又默默无闻，都当为下层士人，然而他们都得以察举秀孝。

作为对比，西晋时代那些煊赫无比的高门权贵，其子弟却很少由察举入仕。表9—3中可见西晋应察举者家族有居四品以上官位者，仅占16.8％，约六分之一。而且这其中仍有一部分够不上当朝最大的权贵，或一流高门。其家族在当时居于权势中心者，仅司徒温羡从子秀才温峤，中书监卢钦子秀才卢谌，差可拟之。琅邪王衍被举“奇才可以安边”，乃特例，而且他并不接受。那些最大的权势者，例如《晋书》所称晋初“攀云附翼”之八公太宰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司马望、司徒何曾、司空荀 、大司马石苞、大将军陈骞，以及司空裴喜，司徒王浑、王戎，尚书令贾充，录尚书事王沈等，其家族子弟皆不由察举入仕，偶尔得举亦不应不就。

由之可见，西晋时代，高门权贵子弟由察举入仕者，比例有明显减少，下层士人却有相当增加，同时又有一批蜀吴人士由之入仕，后两类人物合计占62.6％，就是说在官僚士族的眼中，察举之地位和吸引力，已颇为下降了。

这种变化之原因，当然是由于九品中正制与清官入仕迁转之途，为高门权贵子弟别辟了入仕捷径所致。步入察举一途者虽然也有高官士族，但同时又有大量下层普通士人甚至寒门单贱，以及蜀吴“亡国之余”，品类颇杂，广泛地容纳了各个阶层、各类身份的人物，这就不足以标志高门权贵的高贵身份。同时，岁举员额平均分配到各州各郡，如某郡为权贵之乡里，员额亦不增加；某地非权贵之乡里，员额亦不减少。这就无法满足高门权贵子弟依父祖势位大量出仕的要求。特别是，我们已经指出察举制较“清途”有更为鲜明的功绩择优制的色彩与制度保证，由于悠久传统它一般仍以经明行修、才优能殊者为察举对象，且有“试职”之法、策试之制；同时它又被九品中正制与“清途”压抑在相对较低的地位之上，由秀孝察举所得之乡品一般在二、三、四品之间，并无优遇；策试后只能拜七品之议郎，八品之中郎、郎中，这是权贵子弟凭“赐官”即可轻易获得的。因此，使高门权贵子弟修身励行，务学勤职，自郡县吏职仕起，依才行功次与寒门单贱同应察举，经严格考试任为“散郎”，自然是勉为其难的。如果没有九品中正制与“清途”，他们或许也会使察举制适合其需要；但既然已经别有了入仕华途，他们对察举自然大失兴趣了。

当然，士族中还是有由察举入仕之人的。首先，察举曾为汉代仕进荣途，至晋虽已为贵游公子所轻，但形式上仍有相当荣誉，故士族之中一些有志之士，仍愿由之入仕。但士族分子如应察举，那就要合于察举的传统标准，而不能徒以门阀，至少原则上是如此。如新野庾衮，父兄皆贵盛，他却甘心隐逸躬亲稼穑，故察孝举秀又举清白异行，入《晋书·孝友传》；又如东晋之庐江何琦，祖何龛后将军，父何阜淮南内史，从弟何充为司徒，然而他本人苦孝事母，养志衡门，琴书自娱，耽习典籍，故得举孝廉，屡被征召，亦入《孝友传》。又如温峤，“性聪敏，有识量，博学能属文，少以孝悌称于邦族”，为司隶都官从事时敢于搏击贵势，故得举秀才(见《晋书》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