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曹魏察举之变迁（第3/6页）

查《三国志·魏书·王朗传》，王朗于文帝一朝为司空，此议又明为“考试孝廉”而发，当即“三府议”之内容。黄初三年察举诏以儒生、文吏分科，而“三府议”却只就“试经”立论，亦可印证以文法举孝廉者必定为数极少。

这次“三府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对察举制度的发展方向作出决定。在前面几章的叙述中我们已经看到，汉代孝廉察举到了东汉顺帝阳嘉新制出现之时，已经形成了三种发展因素并存的情况。这三种因素就是，注重道德人格的“以德取人”因素，它依据于举主的了解和舆论的评价；注重吏能功次的“以能取人”因素，它依据于“授试以职”与“必累功劳”之法；注重知识检验的“以文取人”因素，它依据于孝廉的经术笺奏之试。而我们看到，曹魏初年的“三府议”中，恰恰出现了与之相应的三种意见。

“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的意见，所依本的是“以德取人”的原则，希望取消试经而复孝廉设科之本意。在东汉实行阳嘉制后，张衡等人已有这种意见。王朗则主张“试之以事”，反对“试之以诵”，并引《尚书》以助其说。“试可乃已”语出《尧典》：“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伪传：“未明其所能，而据众言可试，故遂用之”；孔颖达疏：“惟鲧一人试之可也，试若无功，乃黜退之”。可知王朗是主张以职事试功能的，其所依本的是“以能取人”原则，反对经术记诵之考试。至于华歆所欲维护的，当然是“以文取人”的试经之法了。

对于德行、功能与经术，大约没有人认为应该独取其一而弃置其余，所争的只是选官时应偏重哪一标准或环节。但这就已经是举足轻重的了，因为这就意味着汉代察举经发展而制度化了的上述三种因素与倾向，至此已经到了一个要决定何去何从的三岔路口。华歆时为司徒，他以为孝廉应以试经为主，“以崇王道”；如有“秀异”，可另行采取“特征”的办法。由于华歆之争，孝廉试经之制得以保存下来并继续发展下去。至明帝太和二年之诏，明确了“贡士以经学为先”，孝廉试经制度遂再次得到肯定；儒生、文吏也正式归于儒生一科。这说明，在察举制的发展之中，“以文取人”的发展方向开始占据优势了。这在察举制的发展线索之中，无疑是又一个关键性的事件。

《北堂书钞》卷七九引应璩诗：

京师何缤纷，车马相奔起。

借问乃尔为，将欲要其仕。

孝廉经义通，谁能应此举？

莫言有所为(下阙)

应璩为“建安七子”庆玚之弟，齐王曹芳嘉平四年卒。此诗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以为即应璩“百一新诗”之一篇。此诗评述魏时孝廉之举。孝廉皆至京师，将以要仕；“孝廉经术通”，言孝廉以经术得举；而已经举至京师，犹云“谁能应此举”者，乃是设问“谁能通过经术考试”也。又《晋书·魏舒传》：

年四十余，郡上计掾察孝廉。宗党以舒无学业，劝令不就，可以为高耳。舒曰：若试而不中，其负在我，安可虚窃不就之高以为己荣乎?于是自课，百日习一经，因而对策升第，除渑池长。

此即曹魏孝廉试经之实例。魏舒晋太熙元年卒，时年八十二，“年四十余”应举，时约曹魏齐王芳嘉平年间。由此知其时孝廉试经，并不流于形式，如无学业则有不中之虞。孝廉仅仅得举还不够，还必须能够通过考试一关。

三、“四科”与“明法”

察举既然重经术、行射策，那么徒精文法之文吏，便无由仕进了。《三国志·魏书·卫觊传》记其奏言：

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