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　正派的安娜（第4/5页）

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没有“让我向你解释”，没有歉疚，没有懊悔，没有责任。他们两人坐在那里，就像我在无理取闹，而这令他们只能绝望和哭泣。当然，事情听起来可怕，但也不过如此。我继续到学校上学，同父母坐在一起吃饭，星期日出门散步，过圣诞节，就像我们之间一向就存在巨大的隔膜。今天，在我眼中，一切都是朦朦胧胧的，只剩下一个轮廓。我在这一片朦胧中摸索，看他人时只觉恍惚，分辨不清，只能感到一个模糊的外形。不论与他人怎样接近，仍然还是不甚了了。

我们家成了一种合伙人的关系。有时，我会想，如果是今天遇到同样的情况，我将如何处理。好比说我丈夫有一天被捕了，因为他涉嫌曾在几年前杀人。他没有被判有罪，但我知道他是有罪的，事情会怎样？我会离开他，同他分手吗？他是否突然间就成了另外一个人？或许我与父亲和母亲也没有很大不同。我又能期望丈夫什么呢？他挣了钱，让我和孩子体面地生活，晚上和周末陪我们在一起，他不欺负我们，酒也喝得不多。我的要求不过如此。

也许我母亲也没有期望更多。也许她清晨起床，为他装好午餐时，想的就是只要他是一个忠实的丈夫，勤奋工作，照顾家人，其他都无关紧要了。但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她不清楚父亲的工作。几个月后，我在父亲的书桌里找到了证据。那天晚上，父母都出门了，我开始翻父亲的文件。父亲的桌子，几乎就像是个神龛，动也不许动的。我在那里发现了一切，身份证、底稿、文件、证人的证词，一切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我查看了各种身份证上的照片。年轻瘦长的面孔、严峻的目光、薄薄的嘴唇——这是我的父亲。岁月流逝，他却没有改变许多。现在，他成了一个有义务抚养我的陌生人。我还发现了他们的结婚照——母亲紧挨着他，两人都在微笑。他们总是这样对我微笑，可他们两人对我来说却这样陌生，这样遥远。

我留在家中，直到高中毕业，然后搬了出去。我上护士学校，主要是因为他们提供住房。每星期日下午，我回家看望父母。许多年中，我总是在每个星期日的同一时间回家。母亲会烤制一个蛋糕，还会煮加了奶油的咖啡。我们谈论我的工作和老人们的各种病情。有时，我试图将话题引到战争和父亲对战争的作用上。但这毫无意义，简直就像对牛弹琴。我说的每句话都被敷衍过去。岁月没有改变他们，他们依然世故、冷漠。后来，我的祖辈在两年里相继去世。祖父曾是法兰克福的一名公务员。人们一向对我说他是个诚实、正派的人，但他对我从来不像一个真正的祖父。我们每两个月见他一面，年复一年，他总是问我同样的同题：“好啦，安娜，你是否让你的父母为你骄傲了？”外祖父在铁路上供职，我对他也不甚了解。祖母和外祖母就可爱多了。但除了在少有的几次会面中进行过亲切的交谈外，我们也很少联系。两年时间内，我家突然举行了四次葬礼。在此之前，我从不曾面对亲人的死亡，从此惧怕葬礼。现在我发现，这一切对我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我没有真正感到哀痛，虽然我穿了黑色的丧服，而且看到母亲流泪。我第一次扪心自问，我是否也失去了哀痛的能力，他人甚至亲属的死亡是否对我已经毫无意义。我试着想象，如果父母出了车祸，情况会怎样。一切照常。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不必每星期天再去陪他们喝咖啡。

但请不要误解我。我不会蔑视他们，也不恨他们，我就是无所谓罢了。家人一个个死去，先是祖父母一辈。他们当然知道一切，但对我只字不谈。两年后，父亲死了。他长期患病，在医院住了一年，最后就住在我家附近的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但他直到临终，始终保持沉默，没有吐出关于过去的一个字。只要我想探听点什么，他就还是那套陈词滥调。一度我曾以为事情会有转机，因为母亲不在身边，可仍然没有指望。确实，他已不那么刻板，常常感叹战争有多么愚蠢，剥夺了他的青春，现在没有战争了，就好多了。他不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只想抓住机会，改善境遇，多多挣钱，说到其他，一切都是义务。有时，他在发烧时，会讲到他的同志们，呼喊他们的名字，骂他们是下流坯。但我想知道他们何时何地做了些什么，却始终一无所得。遇到这类问题，父亲总是含糊其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