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Letters from Germans 德国人的来信（第3/13页）

从第一批寄来的翻译手稿中，我可以看出实际上我的“政治”担心是毫无根据的：我的搭档像我一样是纳粹的敌人，有着一样的对纳粹的愤慨。然而，剩下的，是我对语言方面的担心。正如我在“交流”一章中提到的，我的译本所需要的德语，首先是对话和引文，要比他的德语粗俗得多。他，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事实上的确了解军营中的德语（毕竟，他曾经服过几个月的兵役），但是在部队的他并不了解集中营里下流的、常常极其邪恶的、反语式的黑话。我们的每封信都包含了大量针锋相对的提议，常常围绕一个词展开热烈的讨论。比如，我在本书107页提到的例子。这种情况是常见的：根据我之前提到的“听觉记忆”；我向他提出一个论点；而他向我提出一个反论点，“这不是正统的德语；现在的读者无法读懂它的意思”；我反驳，“在‘那下面’，我们就是这么说的”；最后，我们达到一个综合论点，也就是说，一种折衷的方案。经验已经告诉我，翻译和折衷是一回事，但当时的我被一种超现实主义的顾虑所驱使着；我想在那本书中，尤其在德译本中，不要丧失它的严肃性以及语言中所蕴涵的暴力。为了这一点，我使用我土生土长的意大利语，竭尽全力去重构那份残酷的暴力感和严肃感。在一定意义上，这不是翻译，而是修复。他是，或者他想——恢复原状，将语言复原到它们属于的地点、时间和事件中。这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盘录音带。

译者很快并且深刻地理解了我的感受，而最终完成的译本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优秀的。我自己可以判断出他对于原作的忠实，而所有的评论家都赞扬他风格分明的天分。接下来是序言的问题，费舍尔，那个出版商要求我自己为书写序。我犹豫之后拒绝了他的提议。我感到一种令人困惑的不情愿、厌恶，一种情感上的障碍阻滞了辞藻和创意的流动。总之，我被要求成为书的附属——也就是说，去证明——向德国人民直接倾诉，一次夸夸其谈的演说，一次布道。人们期待我提高声音、爬上讲台，从见证者变成法官、说教者；列出历史的理论和解释；将虔诚者与邪恶者分开；从第三人称转换到第二人称。所有这些工作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我很高兴将这份工作委托给其他人，也许是读者自己，无论他们是不是德国人。

我写信告诉出版商，我不认为起草一份序言不会改变那本书的性质，而我向他提出一种间接的解决方案：在正文之前，与其放上一段序言，不如引用1960年5月，在我们完成勤勉的合作之后，我写给译者的一封感谢其工作的信中的一段话。我将它抄录如下：

故此我们完成了，我很高兴，对结果感到满意，并感激你的工作。同时，我也感到一丝小小的悲哀。你明白，这是我唯一的一本书，而现在我们已经把它翻译成德语，我感到就像一个父亲看到儿子长大成人，到了离开家庭的时候，而不能再照顾他。

但它不仅如此。也许你已经意识到，对我来说，集中营以及去记录集中营，是一种重要的经历并深刻地改变了我，让我成熟，并给予我生活的理由。可能这是一种自以为是：但就在今天，我，囚犯编号174517，在你的帮助下，能向德国人民倾述，让他们想起当时的所作所为，并对他们说：“我活着，而我愿意去理解你们，从而对你们做出评判。”

我并不相信人的一生必然存在明确的目的，但如果我思索我的生活和我直到现在才为自己树立的目标，我认为在它们中只有一个目标是明确而自觉的，那就是：去作证，让德国人民听到我的声音，去“回应”那个在我的肩头擦手的“卡波”、潘维茨博士（Dr. Pannwitz），那些绞死尤尔提姆（Ultimo，我在《活在奥斯维辛》中讲述了他的故事）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