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The Intellectual in Auschwitz 知识分子在奥斯维辛（第7/10页）

所以，文化是有用的，哪怕只局限于一些小事上，哪怕只是昙花一现。它能提高某个时刻的质量，建立与同伴稍纵即逝的情感交流，保持心灵的活跃和健康。然而，在自我引导和理解现状中，文化是毫无用处的。在这方面，作为外国人的我和说德语的埃默里意见一致。在禁止逻辑、艺术和诗歌的地方，逻辑、艺术和诗歌就无法帮助你理解这个地方的生存法则。在“地狱中”无聊与恐怖交织的日常生活中，忘掉它们则是有益的，就像忘掉家和家人一样。但我说的不是绝对的遗忘，对于这些事，对于所有人，没有人能够做到完全遗忘。我所说的，是把这些记忆转移到记忆的“阁楼”上，就像把日常生活中用不到的零头碎脑都放在阁楼上一样。

在这件事上，未受教育者要比知识分子表现出更有利的倾向。他们更快地适应“不要试图理解”，这是人们在集中营里不得不学会的第一智慧格言；身处集中营，而试图理解集中营，是一种徒劳的努力，即使对于来自其他集中营的许多囚犯，即使是埃默里这样的人，了解历史、逻辑和道德，而且经受过折磨和监禁。这是对精力的浪费，还不如把力气用在与饥饿和疲劳的周旋上。逻辑和道德让人们难以接受违背逻辑和道德的现实；他们拒绝接受现实。知识分子迅速陷入绝望几乎形成一种规律。但人类性格表现出数不清的多样性，而我目睹并描述了掌握优雅文化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人，抛掉所有这些负担，让自己归于简单化和原始化，并最终得以幸存。

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习惯于不向自己提问，超越了自问“为什么”所带来的徒劳烦恼；此外，他经常具有一技之长或体力劳动的能力，帮助他易于融入集中营的生活。我们难以给出一个完整的清单，因为每个集中营，甚至每个时期所需要的技能都是不同的。举一个有趣的例子：1944年12月的奥斯维辛，俄国人已经打到了大门口，每天都有空袭，冰胀裂了水管，而纳粹这时却组建了一个“Buchhalter-Kommando”，一个会计小队。而我在《活在奥斯维辛》第三章提到的斯坦罗夫（Steinlauf）被要求加入这个小队，尽管这不足以让他免于一死。显然，这是在第三帝国濒临崩溃之际的愚蠢行为中的一个极端案例，而我们可以理解，在一般情况下，裁缝、鞋匠、机械师和泥瓦匠都能找到一个好的职位；事实上，他们的人数如此稀少，在莫诺维茨甚至成立了一个泥瓦匠培训学校（当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专门招收18岁以下的囚犯。

哲学家，正如埃默里，也可以最终接受集中营的现实，但要经过一个更长的过程。尽管他所掌握的常识让他难以接受过于残酷的现实，但他也许能够打破这些障碍；最终，他能承认自己在一个可怕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不仅有好人，也有恶人，不仅有笛卡尔式的逻辑，也存在着党卫军的逻辑：

而根据他们更为强大这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如果那些打算毁灭他的人是对的该怎么办？那么，知识分子必要的宽容精神和合理质疑就成了自我毁灭的因素。没错，党卫军有能力实现他们想做的事，天生的权力并不存在，而道德标准随着社会风气而改变。有一个德国要把犹太人和政治对手置于死地，因为它认为这是实现自我的唯一方法。那又怎样？希腊文明也是基于奴隶制，雅典的军队曾经在米洛斯岛（Melos）建立起营帐，就像党卫军在乌克兰一样。纵然历史的光芒能照亮过去的岁月，也从未有过如此数量的受害者被屠戮。而无论如何，人类素质的长期进步只是19世纪产生的一个天真幻想。“齐步走，一二三四，”卡波的口令是一种仪式，正如许多仪式一样。人们并没有多少能力去反抗这种恐怖：亚壁古道（Appian Way）是由两排奴隶拓宽的，而这些奴隶却被钉死在道路两边的十字架上。比尔克瑙集中营上空也飘满了焚烧尸体的恶臭味。在集中营里，知识分子不再属于克拉苏（Crassus）的阵营，而是斯巴达克斯（Spartacus）奴隶阵营的一员：事情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