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The Memory of the Offense 罪之记忆（第4/6页）

要想抵御难以忍受的记忆侵扰，最佳手段就是延长“免疫封锁线”（cordon sanitaire），阻止它们进入头脑。阻止一份记忆要比忘记一份记忆容易得多。实际上，当士兵们受命去做“脏活”时——即使最心狠手辣的刽子手也无法接受的工作——为了保护这些士兵的良心，确保他们能奉命行事，纳粹指挥官们为此费尽了心思。在苏德战线之后的特别行动队，强迫平民挖掘巨大的公共墓坑，然后便在刚刚挖好的万人坑边用机枪屠杀平民。每当这时，纳粹就应行动队员所需，为他们提供各种烈酒，通过酒醉来模糊屠杀的记忆。那些众所周知的委婉辞藻（“最终方案”、“特殊疗法”，还有特别行动队的字面解释：“快速反应部队”，都是为了掩盖一个可怕的事实）不仅用于欺骗受害者，防止他们采取自卫行为，也是为了在可能的限度内，向公众以及其他未直接参与屠杀的纳粹部队，隐瞒第三帝国占领的全部土地上究竟发生着什么。

总而言之，希特勒“千年帝国”的短暂历史可以重新诠释为一场对抗记忆的战争，奥威尔式的伪造记忆，伪造现实，否定现实。希特勒的所有传记，尽管在解释这个难以归类的人的一生时颇有争议，但都同意他的晚年生活已经脱离现实，尤其从德军入侵苏联的第一个冬天开始。他禁止和否定他的部下以任何形式接触事实，毒害他们的道德和记忆。但是，在地下掩蔽所里，他越来越偏执，最后成为一个彻底的妄想狂，使自己也隔绝在现实之外。像所有的赌徒一样，他在自己周围树立着由迷信般的谎言组成的舞台背景，正因为他那疯狂的信仰，如他要求全部德国人所深信的信仰，使他最终迎来了失败和自杀的命运。希特勒的倒台，不仅使全人类得以拯救，也证明了一个人放弃现实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在受害者这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中，同样存在着记忆的迁移。但是，对于受害者来说，显然，不存在欺诈的行为。任何曾遭受过不公正待遇或伤害的人，不必精心编织谎言，为自己开脱并未犯下的罪行。即便如此，由于一种看似矛盾的机制（我们将在后章中进行探讨），他也许会为此深深感到羞耻。但这并不能否认受害者也会出现记忆更改这一事实。人们已经注意到，比如，许多战争的幸存者（或其他经历过复杂心理创伤的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过滤他们的记忆——在追忆他们的往事或向第三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时，他们愿意驻足于那些短暂的安宁时刻，那些荒唐的、奇怪的或轻松的时刻，而跳过最痛苦的片断。他们不愿意从记忆仓库中唤醒这些痛苦的记忆。因此，随着岁月流逝，这些记忆逐渐模糊。在但丁的《神曲》中，乌哥里诺伯爵在向但丁描述他那可怕的死亡时变得讳莫如深，这在心理学上是可信的。他同意这样做，并非因为对但丁的顺从，而是为了在死后向死亡——他永远的仇敌复仇。当我们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件事”时，这定论过于鲁莽，尽管“那件事”深深地伤害了我们，但它不会在我们的灵魂里或生活中留下重要的伤痕或永远的空虚——在“日常”生活里，我们都乐于忘记已经痊愈的一场重病（或成功的外科手术）的细节。

出于自我保护，现实的扭曲不仅存在于记忆中，也可能存在于生活的每时每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我有一个兄弟般的挚友，叫做阿尔贝托·D.（Alberto D.）。他是一个结实勇敢、聪颖过人的小伙子，因此对许多编织幻想的人不以为然。这些人编造各种各样的幻想来安慰自己，再相互传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各种各样的谣言：“两周内战争就要结束了”、“不会再进行筛选了”、“英国人已经在希腊登陆了”、“波兰游击队就要解放这个集中营了”，等等。但在现实面前，所有的谣言都不堪一击。阿尔贝托和他45岁的父亲一起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在1944年10月那次大规模筛选前夕，我和阿尔贝托曾一起带着恐惧、无奈、愤怒、听天由命和抗拒的心理来讨论这件事，但没有在虚假的现实中寻求庇护。在大筛选中，阿尔贝托的“老”父亲被选中送进毒气室。短短几个小时内，阿尔贝托改变了。他开始听信那些对他来说似乎值得相信的传言——俄国人逼近了，德国人不敢像以前那样屠杀犹太人，所以这次筛选和以往不同，并不是把选中的人送进毒气室，而是选择那些虚弱但还有利用价值的囚犯，事实上，正像他的父亲，非常疲倦但没有患病。他甚至知道这些选中的人要被送到哪里——贾瓦诺（Jaworzno），离集中营不远，一个只适合康复期犯人的轻体力劳动的特殊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