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同流合污（第8/21页）

如果在革命发展过程中没有青帮或莫斯科的干预，那么最终成为中国领导人的可能会是邓演达，而不是蒋介石。宁汉分裂时期，邓演达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指责蒋介石篡权和背叛了孙文的意愿。蒋介石则称邓演达是一个“共产分子”。与此相反，邓演达和庆龄只是认为共产党的某些计划是对孙文的三民主义的一种补充，他们并不赞同共产党屈从共产国际的命令和斯大林的独裁专制。现在，他们有理由怀疑斯大林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而故意干涉中国。一面是蒋介石和青帮威逼利诱，另一面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阴谋诡计，新生的武汉国民政府还没来得及站得住脚跟，就注定要夭折了。

就在此时，庆龄出面讲话了。7月14日，她发表了一项指责蒋介石篡夺革命果实的声明。她指出，没有工人和农民参加的革命不过是一种伪革命：

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做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反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

……一切革命都必须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是改换政府而已。

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交给我们。目前存亡攸关的是民生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

从这个主义，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社会价值的分析和他对工农阶级地位的确定。这两个阶级在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奴役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和有效地统一全国的斗争中，都是我们的力量基础。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如果我们采取了削弱这种支持的任何政策，我们便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而不是真正忠于孙中山……

但是现在有人说政策必须按照时代的需要而改变，这种说法虽然有一部分道理，但是决不应改变到如此地步，以至成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党丧失了革命性，变成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而本当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制度才建立起来的。

……今天中国农民的生活比孙中山当初痛感人间不平而终生投入革命的时候是更加困苦了。然而今天自命为孙中山信徒的人，口里谈的是阶级，心里想的却是一种实际上漠视中国千百万贫困农民的疾苦的“革命”。

现在更有人非难农工运动为新近的外国产品。这是谎言。二三十年前孙中山在言论思想中就表示要用革命来改善中国农民的地位……

这些年来，他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但是现在人们又讲什么新近的外来影响了。当俄国还在沙皇铁蹄之下的时候，孙中山就已经倡导中国土地革命了。难道他是外国阴谋工具吗？

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

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我对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

这就是孙夫人的最后答复。毫无疑问，她已经同蒋介石的政府决裂。他们以后再也不能通过庆龄来借用孙文的名义把他们的政策合法化了。庆龄的政敌们快速采取行动，想要阻止这位“文雅的”妇人发出的措辞严厉的声明，但她还是安排《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她的这份声明。

第二天，也就是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按照计划开始驱逐政府系统里的共产党人。希望留下来的人必须退出共产党，违者一律“严惩不贷”。

鲍罗廷失踪了。庆龄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她也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其他拒绝加入右派的人有的逃离了武汉，有的甚至离开了中国，这些人中就包括庆龄的朋友邓演达将军。邓演达辞去了国民党内的所有职务，谴责武汉国民政府剩余的领导者们向蒋介石妥协，背叛了孙文。之后，他便化装成农民的模样，离开了这个城市。几天之后，屠杀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