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青帮阴谋（第7/13页）

在上海，巷战暂时停了下来。工人们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看到眼前的这种局面，只好复工。三名在上海的苏联代表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写信，声称他们对当地共产党领导人及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的表现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他们不能果断地做出决定到底应该全力以赴夺取整个城市，还是应该等待蒋介石到来之后再采取行动。

我们错过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历史性的时刻，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良机。他们想要的权力就在这里的大街小巷，但他们不知道如何采取行动。更糟糕的是，他们不愿意得到它，不敢去得到它……这次如果他们下定决心进行干预的话，也许早就拿下了整个上海，并已经改变了国民党内部的力量平衡。

在蒋介石控制的其他地区，镇压活动已经开始了。他下令士兵们处死了赣州市总工会的主席，并开始逮捕共产党和“左”派领导人、学生领袖和工会成员。此外还关闭了“左”派创办的报纸。在一些地方，“左”派人士成功抵制了暴徒的攻击，蒋介石派来军队才把他们镇压下去。

蒋介石把他的先头部队留在上海郊外，自己则率领指挥部的全体人员登上一艘炮艇，跟随主力部队沿长江东下。第三路部队沿苏州铁路线从西向东推进，第四路部队则沿杭州铁路线从西南向东集结。这两支部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因为除了上海租界内集结的大批外国军队之外，已经没有重要的中国军队驻守在这一带以防止国民党军队进攻上海，或者防止“左”派的暴徒在街头闹事。当地的军阀早已明智地撤离了此地。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公共租界里的西方官员们私下里与青帮联合起来。一个叫费信惇[1]的美国人当时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总裁，人称上海的“市长老爷”，他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把这件事告诉了《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约翰·鲍威尔。据费信惇透露，他是在1927年2月底开始与青帮合作的。

一天，法租界的总督察来电邀我就本地局势进行秘密会谈。我按照他给的地址去了那里，发现那是一处中式宅院，四周围墙高耸，大门口则有荷枪实弹的卫兵把守。确认了我的身份之后，他们立即把我引进一间会客厅。我忍不住四下观望了一下，发现高大的门厅两边摆满了步枪和冲锋枪。很快，我就听到说话的声音，那位法国总督察带着两个中国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是杜月笙，另一个是一名翻译。我们直接进入了正题。那位法国总督察解释说，他一直在与杜月笙讨论如何防止外国租界免遭共产党攻击的问题。因为北洋军阀指挥官已经率领部队撤离了上海，由北洋系成员组成的上海地方政府也随即垮台。杜月笙以一副谈生意的态度，直接说到了问题的要点。他愿意出面镇压共产党人，但有两个条件：第一，他希望法国当局支援他至少5 000支步枪和充足的弹药。第二，他要求我允许他的军车能在公共租界通行——租界当局从未允许任何中国军队这样做过。杜月笙说，为了把武器弹药从市区一方搬运到另一方，这样做非常有必要。费信惇回答说，如果市政委员会能够赞成此事，他也不会阻拦。

我知道跟杜月笙这样名声的人打交道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因为现在局势危急，如果共产党试图夺取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势必引起大范围的混乱和流血事件，这将危及美国人、英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居民，以及数以万计住在租界里的中国人的生命。既然共产党已经意图夺取外国租界，并准备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这就意味着上海的外国人将夹在这相互斗争的两派之间，其结果很可能是一场国际冲突，其严重性将超过建立租界以来的任何一次危机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