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与熊共舞（第5/17页）

1923年1月26日，越飞和孙文用英文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总结了双方达成的上述共识。随后，越飞离开上海，赶赴日本东京。

然而，声明中没有披露的一点是，苏联答应出钱资助孙文和国民党，指导和支持他重新掌权。不过，孙文首先得收复他在华南的失地广州，以显示他还有控制大局的能力。然后，为了表示政治上的诚信，孙文还允许经验还不丰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

在他离开广州的这段日子里，华南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以前的同僚陈炯明将军发动叛乱并把他赶出广州之后，孙文又同周边的云南和江西的军阀结成联盟——这两地的军阀都是陈炯明的敌对力量。这两支军队与孙文的北伐军残部以及陈炯明手下的部分逃兵进行整合，包围了广州城。陈将军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宣布自己已经厌倦政坛，搬出自己的办公室，顺利出走香港。这一切都发生在越飞到达上海莫里哀路的两天前，因此孙文现在可以直接返回广州，恢复其非常大总统的职务，这样就符合了莫斯科给他提供援助的第一个条件。

这一次，大家格外小心。为了确保安全，庆龄和孙文被安置在珠江下游河南岛上一座废弃的工厂里，珠江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房屋的结构也十分坚固，可以抵挡大炮的轰击。这栋被棕榈树和九重葛遮住的三层小楼，每一层都有环绕的阳台，楼上则被重新改装成了宽敞的大房间。墙壁上则有身体几乎透明的壁虎在那里嬉戏交配。孙文的办公室位于一楼。为了确保安全，来访者还必须经过他的加拿大籍保镖、职业拳击手马坤的进一步盘查。一位曾拜访过孙氏夫妇的美国人对见面的场景仍记忆犹新：

我们在广州的那几个月里，即便是在半公开的场合里，每次见到大元帅的时候也都能看到孙夫人的身影，此外还有那位天生好斗、时刻保持警惕的马坤先生紧随其后。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们有幸去那栋位于水泥厂里的住宅会见孙文。那位与他形影不离的加拿大籍保镖站在孙文书房入口处楼梯下的角落里，监视着我和妻子的一举一动，似乎是要确保我和妻子不会伤害他的主人。

到了5月，确定孙文已经在广州站稳脚跟之后，莫斯科发来电报，告诉他答应过的援助物资已经上路。

多年之后，庆龄和埃德加·斯诺在一间巧克力店里谈起了与苏联结盟的事。

“当时只剩下联俄这一条路了吗？”斯诺问道。

“是的，可以这么说。”庆龄回答道。

1923年10月6日，米哈伊尔·鲍罗廷乘坐一艘中国轮船来到广州。与他同船抵达的还有200只被暴风雨淹死的绵羊。刚一上岸，他就被带到了位于河南岛的那座水泥厂。

孙逸仙对我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让我在他身边就座，然后盯着我看了几秒钟。我向他转达了莫斯科及政治代表加拉罕同志对他的问候，并告诉他，如果他有时间，加拉罕同志热切希望尽快与他会晤。随后我简短地讲述了此次广州之行的目的，并就目前的国内（尤其是广东）的局势咨询了他几个问题。

孙文的这位来访者原名叫米哈伊尔·马尔克维奇·格鲁申贝格，鲍罗廷是他的化名。他这次来到广州，是受列宁之命担任共产国际在中国的首席代表，准备把孙文的国民党重组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列宁式的组织，资助并帮助孙文训练一支作战顽强的国民党军队，彻底改变中国各派之间的平衡格局。

鲍罗廷不管到哪里都有极高的人气。一个原因是他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已有很大的建树，二是因为他长得比较帅。就连严谨保守的岭南大学校长詹姆斯·亨利博士也评价他：“办事坦率真诚，很招人喜欢。跟他交往非常轻松……我问他是否喜欢中国人，他说自己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