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与熊共舞（第10/17页）

他还视察了红军部队，参观了很多军校和各级党组织，访问了彼得格勒附近的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他注意到，苏联海军仍处于两年前残酷镇压水兵反叛布尔什维克时的战备状态。很明显的一点是，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契卡在一起，学习他们的各种手段。

蒋介石在莫斯科的那段时间里，列宁正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将不久于人世。蒋介石便同托洛茨基进行了多次长谈。托洛茨基向他保证，苏联只是在最大限度上给世界各地的解放运动提供道义和物质上的援助，但绝不会派遣军队去干涉别国政治。此外，蒋介石还会见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契切林，并且也注意到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愈演愈烈的权力斗争。

在莫斯科只待了三个月，蒋介石就准备打道回国。回国后，他在《复廖仲恺书》中曾提到：“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

11月29日，蒋介石突然中断他的苏联之行，匆匆返回中国。

蒋介石明白，他的这次苏联之行会使他被党内的其他信徒们另眼相看。如果苏联人准备出钱帮助国民党在广州附近建一所军校，培训一支真正的军队，并配备苏式武器装备的话，那么他一定要设法掌控这所军校，从而控制这支部队。在苏联的经历使他在争夺黄埔军校校长职位中占据压倒性的优势。

经过长途劳顿，经由西伯利亚回到上海之后，他回到了浙江老家。那里靠近杜月笙的一座位于武岭山脉莫干山中一处寺庙里的乡下寓所。就这样，蒋介石的那些保守派支持者们在广州和上海为他疯狂游说，他则静等着国民党领导层上门找他。1923年12月26日，他收到一封电报，许诺他“全权负责”军校事务。电报中称，军校的组成“非君大力筹划不可”。30日，孙文又发来一电，要求他速回广州，“汇报情况并共商中苏合作大计”。

1924年1月6日，蒋介石动身前往广州。选定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出行，目的就是能够正大光明地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如他所愿，大会任命他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主席。

国民党知情人士透露，在讨论课程设置和学校管理时，苏联顾问们和那些在不久前按照苏联援助计划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们曾一起反对蒋介石。蒋介石说完他的黄埔军校发展计划时，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们都提出反对意见。蒋介石当场起身，拂袖而去。回到浙江老家后，蒋介石玩了一把猫捉老鼠的游戏，他给孙文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接受了人们对他的批评，承认自己在代表大会上有些“顽固”，并称自己在听到这些批评后“如坐针毡”。不过，这些毕竟属于个人的缺点。他指出，真正让他气愤的是国民党中的“新势力”——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正在挑起派系之争。他承认自己跟国民党中的一些人同样保守，不过他争辩说，在承认国民党中“新势力”存在的同时，不应该摒弃党的传统力量——“那种使之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存在下去的中流砥柱的力量”。

蒋介石在信中指出，孙文认可的干将和忠臣中，有很多不过是溜须拍马之辈、投机取巧之徒。而孙文需要是那些真正既有才能又忠心的人，比如像他蒋介石这样的人。随后，蒋介石提醒孙文说，1922年广州兵变之后在炮艇上漂泊的那段时间里，陪伴他左右的只有自己。如果不能更广泛地处理政治事务，不能让那些“新势力”服从他的意见（即便他的观点有些保守），那么他就无法直接指导军校学员的训练工作。蒋介石还引用了很多“传统的道德准则”来美化自己的那些“陈旧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