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各国设计简史(之二)(第53/57页)
1930年的斯德哥尔摩展览上展出的45号低收入家庭公寓。
『蓝色百合』平价餐具。
布鲁诺·马萨森设计的『伊娃椅子』。
卡尔·拉逊画笔下的家园。
『H55』展览的展品目录。
爱立信公司1956年出品的爱立克顿电话。
瑞典作家、女权主义者艾琳·凯在1899年的著作《为大众的美》中,强调提高民众艺术品位,加强他们对于美的鉴赏能力的重要性,认为更高的设计标准能够推动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改革,她曾说:“美丽的居室环境能让人们更感幸福。”艾琳·凯的著作和她对于设计的推动,在20世纪初期的瑞典产生了很大影响。1915年,“瑞典形式”协会成立了一个专门部门,促进和协助艺术家、设计师们与制造厂商之间建立联系,以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这一努力很快就看到了成效,1917年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家居展览”(Home Exhibition)上,已经出现了许多为普通民众设计的、简朴而漂亮的日常用品,由于是由机械化批量生产的,因而价格低廉,劳工阶层也能负担得起。威廉·卡吉设计的一套“蓝色百合”餐具,采用了瑞典民间艺术的动机,亦借鉴了18世纪中叶比较柔和的洛可可风格,既有乡土味,也有历史怀旧感觉,但在同时,这套机械化生产的平价餐具却是为现代社会中的老百姓设计的。这次“家居展览”的一个成果,是引起了对瑞典急剧扩张的城市里实际居住状况的关注,意识到为普罗大众提供价廉物美的、设计优秀的家居用品的迫切性。
1920年代里,瑞典不少设计师到巴黎和柏林去参观,去学习,深受欧洲大陆上前卫艺术家们的革新热情感染。1925年巴黎“现代装饰及工业美术国际大展”(Exposition Internationale des Arts Decoratifs et Industriels Modernes)中瑞 典馆的展品,虽呈现许多设计上的冲突——土朴的与现代的,乡下的与都市的,本土的与国际的,但质朴和优雅已经成为瑞典设计的明显特质。
社会民主党在1920年执政,推行了比较激进的社会变革,宣称要让瑞典变成“人民之家”(瑞典语:Folkhemmet)。此后,“社会服务”成为瑞典官方颁布的设计原则的中心目的。1920年代、1930年代中瑞典曾流行肺结核病,更促使政府将为民众提供质量良好的社会住房,作为当务之急。于是,标准化的预制板家庭住宅建材,从制造商的传送带上源源不断地直接运送到装配现场。由于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更单纯、更简洁,能更有效地为民众提供标准的卫生设施、日照条件,因此,政府的住房计划为现代主义设计的实施打开了大门。
1930年由“瑞典形式”协会主办的“斯德哥尔摩展览”(Stockholm Exhibition),展出了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的现代公寓住宅,为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设计的明亮洁净的室内环境,不仅是瑞典社会民主的一个政治性宣示,同时也成为瑞士现代设计的一个分水岭。现代主义、功能主义无疑已经成为主流,民众不但从社会的角度,亦从美学的角度接受了这一点。甚至认为住房就是“居住的机器”,建筑也可以像机械那样实行标准化。
但即便在当时,也并非所有的建筑师、设计师都认同这种功能主义的乌托邦。约瑟夫·佛兰克就认为:“家居不是妈妈的高效机器,而应该是舒适的、赏心悦目的。对于好的室内装饰,不应该设定清教徒似的清规戒律。”(*7 )还有人对于工业系统无节制地提供那些不必要的新奇玩意提出批评,认为应该为人性化的环境留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