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后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第7/37页）

建筑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象征，首先是房子，然后是城市，还有各种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程，如水库、公路、新开发区、新填海区等等，都反映了人类移山倒海、改变地球面貌的能力。可以说，建筑是人类文明最集中的、最突出的代表，因而在研究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时，建筑便成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1）地点因素——建筑的精神内涵

“地点”（place）被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界定为“地球表面一小块地方，由名称代表，具有某种物质对象的次序，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他的定义标明了“地点”包括了物理存在、名称、次序三个因素。建筑学中对于“地点”因素的研究，与现象学关系密切，集中于地点因素中独特的精神内涵，称为“genius loci”（意大利语，“场所精神”，来自宗教教义），相当于英语的“unique spirit of the place”，意思是“具体地点的独特精神”。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提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因人类的经验而得以丰富的，这个论点被绝大部分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家接受。他们认为地点仅仅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可以被人类的经验加以丰富，赋予“精神内涵”，而这正是建筑的任务和目的。

挪威建筑师、建筑史和建筑理论学者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 1926—2000）认为，建筑的实质目的是探索及最终找寻到“精神内涵”，在地点上建造出符合个人需求的构造来。他呼吁建筑家应该通过建筑设计来强化建筑所在地点的自然属性，而不要消极等待和应付日常需求。他和其他一些理论家都认为，建筑的“精神内涵”只有通过建筑家的努力才能达到，这种过程，他们称为“地点创造”（place-making）过程，这里的地点，不再是爱因斯坦所说的纯客观的地点，而是通过建筑营造来实现“精神内涵”的地点。

批判性地域主义建筑作品——挪威建筑师斯佛里·福恩（Sverre Fehn, 1924—2009）依山就势设计的挪威冰川博物馆（Morwegian Glacier Museum）。

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维托里奥·格列戈蒂（Vittorio Gregotti, 1927— ）进一步提出：当在建筑地点放下第一块基石的时候，就改变了地点的意义，使之变成建筑，建筑如同现象学中提出的环境因素一样，是把差异、区别综合起来的活动，与语言一样，是把词汇组合起来的综合活动，词汇通过语音、语法、语意三大范畴的活动组成意义，而建筑也是通过对于功能、建构、类型和风格的综合处理而产生意义。建筑家的功能是要通过建筑来揭示环境和地点的内涵，来表达自然的实质意义，因此，建筑家和作家其实在活动的过程和性质上是类似的。

并不是所有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都认同“精神内涵”的这个提法，比如墨西哥裔加拿大建筑史论学者阿尔贝托·佩雷兹·戈迈兹（Alberto Perez Gomez, 1949— ）就认为这是空泛的说法，特别是当具体到目前大都市复杂的交通系统和巨大的购物中心的时候，更加显得言之无物。因为对于城市来说，问题不是再建造更多的公路、商业中心，而是要重新开拓空地，给城市创造新的呼吸空间。他反对改造自然的看法，而主张顺应自然，代表着维护环境的一派理论。

（2）对抗理论

在研究地点因素的建筑理论家当中，有些人的主张比较具有对抗性，认为建筑家应该改造、干预自然，改造景观。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美国建筑师莱蒙德·阿伯拉罕（Raimund Johann Abraham, 1933—2010）。他在著作《否定与协调》（Neg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中提出：建筑师的任务是要攻克地点，改变自然地点的地形特征，表现建筑存在这一事实的根源，而设计则只是第二位的因素，其目的仅仅是协调由原动机造成的干预、冲突和否定性的结果而 已。这番理论具有很强烈的改造自然的特征，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建筑学中的对抗派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