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消费时代的设计（第32/53页）

当时，即便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驾驶功能最为完善的飞机，飞行事故仍时有发生，人们将此称为“飞行员失误”（pilot error）。1943年，当时还是美国陆军中尉的阿尔方索·查帕尼斯（Alphonse Chapanis, 1917—2002）通过调查发现：当时飞机操纵板上控制钮的形状大多非常类似，位置的安排也容易令人混淆，尤其是对飞机襟翼和对降落机件的控制器太过相似，容易造成失误，引发严重后果。查帕尼斯提议在襟翼控制器上增加一个圆形的把手，而在降落机件的控制器上加用一个三角形的把手，这样一来，即使不用眼睛看，单凭手感也很容易做出区分。他还建议将各种操作手柄、按钮的位置加以调整，使之更具有逻辑性，更符合操作程序。这些改进，大大减少了“飞行员失误”造成的事故，而这种飞机操纵板上用不同形状来区分控制器的系统，也一直沿用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体工程学的研究变得更加复杂。这个时期的军队使用更加复杂的兵器，而战争设备也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复杂得多，新的大型航空母舰、远程轰炸机、雷达设备等等，都是前所未有的新产品。多兵种协调作战、海陆空立体战争、世界范围的战争计划、世界范围的战争补给协调等等，无论是其规模或是复杂程度，都使设计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除了产品需要适应使用者——作战人员之外，安全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当时不少战争设备、武器和装备在设计上非常不安全，军用车辆在颠簸中不能保障乘员的安全，空降部队的装备经常出现恶性故障，坦克兵在车内无法得到足够的视野等，急需通过人体工程学的研究找到更好的设计方法。于是，新的设计开始从以前的为适应静态人的设计转移到为工作状态中的人、动态的人的设计上来，从为单个的人的设计转移到为系统中的人的设计上来，这是人体工程学的一个新的重大进步。

空中巴士A380驾驶舱的设计，考虑了飞行员操作时的便利和舒适。

2002年，美国航天航空局（NASA）研究中心对飞行员在飞行中的心理、生理反应进行测试。

二战期间，对人体工程的研究和应用主要是在军事领域，战后初期，扩展到工业与工程设计，如飞机、汽车和机械设计等。1949年，查帕尼斯等人出版了第一部人体工程学著作《应用实验心理学：工程设计中的人体因素》（Applied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Factors in Engineering Design ）。

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人体工程学则是在20世纪中期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主要研究对象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手工产品，而是更多地与大工业化的产品密切关联。现代工业的复杂性，使以前完全靠设计师的感觉、靠经验积累的人体工程方式完全落伍，无法适应新的设计需求，因此，是工业化迫使这个学科成形。

1949年英国心理学家海维尔·穆里尔（Hywel Murrell, 1908—1984）在英国海军部的一次会议上首次用“ergonomics”一词来定义他的研究领域——“为了适应工作的人”，这次会议促进英国人机工程学协会（The Ergonomics Society）的成立。

之后，美国的“人类因素和人体工程学协会”（The Human Factors and Ergonomics Society，缩写为HFES），澳大利亚的“人类因素和人体工程学协会”（Human Factor and Ergonomics Society of Australia，缩写为ESA），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四国组成的“北欧人体工程学协会”（The Nordic Ergonomics Society，缩写为NES），德国的“工业科学协会”（The Gesellschaft für Arbeitswissenschaft，缩写为GfA）相继成立，这些专业协会的成立，对于促进和推动人体工程学的研究和应用起到了重要作用。